①有学者指出：新旧范式之间既有很大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甚至有若干相似性。此与夏的观点类似。

　　②按笔者理解，“历史化的过滤”是指，每一种范式在其产生时都曾适应当时历史的需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

　　③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前后变化似值得注意。在笔者看来，所有范式都有这种危险；而一旦其成为教条，便会削弱史学之现实批判的锋芒，从而使学术研究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

　　④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区隔历史研究者的因素，与其说是不同范式这样的思想或理论因素，还不如说是社会经历和学术经历这样的社会因素(即人脉)，亦即认为主要应从史学研究者的来源(如来自解放区、国统区左翼、大学教授等)来区分这一学术共同体。这种观点与蔡乐苏有相通之处。

　　⑤这一点其实相当重要，下述罗志田的论文就提到，相比较而言，旧式学人对于在新时期应当研究什么的问题解决得较好，但对于怎样研究，似尚未能真正领会那时的唯物史观方法——就是说，具体掌握属于某一范式组成部分的研究手段并非易事。

　　范式总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构建的，因此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讨论的文革前“十七年”史学研究，与当下的范式之争有密切关系。该文认为，第一，旧式学人同新政治、新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不似今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对立。当年很多“旧社会”过来的史家，或主动或被动，在学术层面大都采取了认同新时代、试图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至少大家都经历过一个学习社会发展史以了解唯物史观的过程。当事实似乎证明他们即使努力学也学不会时，不少“老先生”才可能最终放弃了置身于新潮流的努力。第二，对不少人来说，学习新的宏大理论(如唯物史观)确实带来一些此前未曾注意的新视角，并得出此前意识不到的解悟。一些史学基本功扎实的学者，受新见解的启发，在学术研究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三，我们也许过高估计了政治权力对“十七年”史学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比如，按“十七年”话语，应从“贵古贱今”转变为注重近现代史的研究，然而实际的情形是，讨论最为热烈的“五朵金花”全都在古代史领域；又如，不论研究者数量还是论著数量，古代史都远远超过近现代史。这说明，尽管厚今薄古得到自上而下的提倡，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学术积累的惯性却是强有力的，无形中仍影响着研究的走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情形在文革后政治干预明显减少时却被颠倒过来，厚今薄古虽未被提倡，却得到实现。①

　　三、本土取向与区域社会史

　　自从中国中心观传入国内后，引发了许多争论，但这里使用“本土取向”一语，是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本就存在巨大差异，近代以来这些差异又被西方的冲击所加剧。因此，学者对何为“中国”歧见迭出。如有学者认为，从社会和政治方面看，近代的江南不仅与四川或湖南区别很大，且与“中国”也有一定距离，因此江南不能代表中国。又有学者指出，从经济方面看， 18世纪的江南更接近英格兰，而迥异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故不宜以国家作为经济史的整体研究单位，而应以地区为研究单位。还有学者表示，同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相比，山西农村蕴藏着更多的中国“本质”。因此，在学界对“中国”这个概念的定义聚讼纷纭之际，用“本土”一词取而代之似乎是较为妥当的。笔者还认为，本土取向或可作为一种“准范式”，至少，与现代化范式相比，有明显“本土取向”的区域社会史似更有资格被视作一种范式：且不说其特有的核心概念和前提假设，它的研究对象(侧重民间社会)、学术目的(揭示长时段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工作方式(重建历史情境)、具体手段(强调田野调查和对民间文书、地方档案的解读)等等，都具有独特性，只是公认的范例似还不多。

　　罗志田在上述论文第三部分特别集中地论述了本土取向问题。他认为：首先，相当多的学者一方面对“十七年”的研究及其学术成果基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并由此造成自身学术传统的中断；另一方面，为获得学术资源，一些学者又转而“与国际接轨”，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曾经存在过的取向，或追随讨论一些“新兴”问题，而不知这些问题曾为中国学者所争论，亦即他们所接之轨，几十年前就已然存在于本土(虽表现形式不甚相同)。②以近年来热议的中国中心观为例，其实“十七年”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以中国为中心了。例如，若将“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作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实际确立了本土倾向(不一定是有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定性，“两个过程”将“反帝”与“反封建”并置，而“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反封建”的一面。其次，学术传统一旦中断，不仅失去了创新的基础，且难以认识和理解既往研究与今日论述的关联，导致邯郸学步的结果。譬如，范文澜在当年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中国也同时成为统一的国家。相反，西方学界关于“民族”的思考，大体都是以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为基础的，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范文澜的见解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理论，故其意义远不止于“汉民族的形成”。如果不认为关于人类的道理都只能依据某些地域(如西欧)经验所产出才算真理，或放弃人类社会中的民族只能产生于某一时段(如16—18世纪)的定见，则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未必就真特殊，而中华民族很早形成也未必就很独特。按笔者的理解，罗志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民族国家只能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产物，由于西方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所以从逻辑上说，中国不可能先于西方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实际上，中国在秦汉时期已形成民族国家。二是，不应把这个挑战仅仅视为用中国的地方经验对抗西方的普世真理，中国的经验并非必定是地方性的，西方的经验并非必定是普世性的；换言之，地方性与普世性并非必定是冲突的。

　　①另外，即使有些看似属于政治干预下出现的学术新动向，实际上也与传统因素有关。罗志田提到，在“十七年”期间，中国史学在(以苏联模式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这既是对清季以来“新史学”试图寻求历史公理、公例做法的继承，也受到更为久远的以史为鉴传统的影响。

　　②在笔者看来，这还意味着文革前史学研究的本土取向被文革后的欧美取向所代替。

　　对于本土取向与欧美取向的关系，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在讨论“大分流”史观(即“加州学派”的观点)时做了相对更清楚也更复杂一些的表述。该文指出：第一，工业革命以前，欧亚大陆有少数地区(英格兰、中国江南等)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大体相似；而且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如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普遍的手工业发展，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等。但这几个地区同其相邻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很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或与华北地区差异就非常大)。此外，其经济发展与其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制度没有紧密联系。第二，近代经济成长有两种类型，一为斯密型成长，二为库兹涅兹型成长。两种成长都体现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二者又有本质差别：前者主要是手工工匠的技术创新，依靠传统技术，经济制度也是传统的，动力主要是市场；而后者则是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为主的技术创新，除市场推动外，还经历了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第三，经历斯密型成长的地区不一定出现库兹涅兹型成长(换言之，后者的出现必须具备其他一些必要条件，如能源和金属矿物)，而经历后者的地区则必定先要经历前者。①从历史上看，在上述发生了斯密型成长的少数地区中，只有英国顺利走上了库兹涅兹型成长，因此英国经验是非常独特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以此独特经验作为普遍模式来研究其他地区，那么，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李伯重由此批评了西方经济史学界主流观点中的各种西欧中心论，例如把从“西欧”(实际上主要是英国)经历得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斯密—马克思模式”)作为经济成长的普遍模式或者“正常”模式，又如把资本主义视为近代以前经济演变的最终归宿。他认为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错误假设之上的。第四，尽管斯密型成长并不必然导致库兹涅兹型成长，但经历过前者的地区比未经历过的地区更容易接受后者——正是由于工业革命前的遗产(即斯密型成长)，今天的江南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且已接近发达国家；在此意义上，可以称这种现象为江南与西欧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合流”。李伯重最后写道：“大分流”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来看待江南的过去，由此而得出的新认识也是我们了解今天的“大合流”的起点。笔者认为，此文似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斯密型成长并非只能出现于西欧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中。第二，即使像工业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是必然发生的，如果英国没有北美殖民地，就很可能会像江南一样，在斯密型成长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第三，以往我们在分析经济落后时，总是在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方面找原因；亦即我们已经预设了，若无社会方面的阻碍，生产力会像植物一样，从萌芽自动长成大树，但这个假设现在看来靠不住。第四，从斯密型成长和“大分流”看，“本土取向”和历史的多元主义是有道理的；而从库兹涅兹型成长与“大合流”看，冲击—反应模式和历史的普世主义也有道理。

　　罗志田从“十七年”史学看到了本土取向，然而，同样具有本土取向的区域社会史，其学术资源似乎很少取自“十七年”，而是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讨论明清史与近代史148①常常有人讲“后发国家的优势”，过去更有一句名言，“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若据两种成长的关系来分析，事情似并不是那样简单。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和制度的移植上，往往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现在看来，经济成长也需要本土条件。有学者曾谈到：近代中国的铁路、港口等是在西势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舶来的，并非完全产生于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故其建成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因民众生计中断、线路不成网络、贸易或经济需求不旺、战乱征用或人为破坏等原因，一些铁路或港口难以正常运营，常常处于亏损状态，对乡村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有限。这或可作为李伯重文的注脚。关系的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为一种研究模式的区域社会史诸要点。笔者认为，该文以下观点似值得注意。第一，对历史怎样分期与学者采用何种史学范式有关。“明清史”和“近代史”这两个概念在标记时间的同时，也指示着不同的时代性质——落后抑或进步，传统抑或现代，唯独“社会史”有所不同，只有“史”还是时间标记，而“社会”二字则要突破被某种意识形态因素限定着的时间范围。因此，这三个概念代表着不同的史学范式。①第二，由于“近代史”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这就决定了近代史研究主题的外部性质，中国传统的典章、纪传、风土、五行等问题便让位给了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等问题。这又导致本土话语的缺失，导致对“反侵略”、“革命”和“现代化”等概念的狭隘理解，只是把它们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被动反应。而且，强调外因还支持了一种偏见：中国靠自己已经无法变化，只有凭借外力的推动。第三，研究者视角的本土/外来之别，又会造成其视野的长/短时段之异。该文认为，近代史学者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明清史视同于唐宋甚至更早时期的历史，其具体表现就是较多考虑近代史下限的问题——跨越1911年，前后的两个时期有明显的连续性，而较少考虑上限的问题——1840年作为标志，与以前的时代有明显的断裂。这个断裂体现在哪里呢？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影响。相应地，明清史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都被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的、“古代史”的框架内，讨论明清社会如何衰落，新的因素如何受到制度的阻滞而夭折，以此为近代史的主题做一些铺垫。这一方面是忽略了明清史与晚清以降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②，另一方面则是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简化了，简化为只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碰撞才是真正的或唯一的剧烈社会变革③。作者强调，近代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和开埠城市的历史，近代的主题也不仅仅是帝国主义侵略和近代化。如晚清时期大规模的西部移民开发以及由此而来的“边村社会”的形成，同样也是这一时期这一广阔地区的剧烈变化，然而这一变化如果不从明朝、至少是清雍正以后的移民浪潮去把握，我们就看不到自云、贵、川渐次而至蒙古、青海、新疆甚至西藏，从“新疆”到“旧疆”的过程，看不到其在19世纪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④第四，强调外因和短时段又导致研究者将传统与近代、蒙昧与觉醒对立起来：因为有了对“近代”的追求，才有了“启蒙时代”，有了“萌芽”等等，它们都是以“近代”为旨归的。而对历史时段的这些划分及其关系的表达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先知先觉者发明的，他们并不考虑在其之前的那些失语的人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第五，区域社会史是跨区域、跨学科的，亦即它是整体史。该文指出，区域社会史的途径是推重问题的，故其不仅要跨时段，且其最终一定是跨区域的，因此是整合性的。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庶民的相互作用与转换，不仅存在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中国，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而且也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第六，区域社会史不是依据政治来理解社会，而是从社会去看政治，看其他。⑤作者谈到，对于1900—1911年的社会—政治变动，给他以真正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其所读到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而是鲁迅的小说。从那里他才真正知道小知识分子、农民、市民、商人、军官……各色人等是如何经历一场变革的。在那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事件，而是每一个经历者生活的一部分。这便是社会史关心政治的方式。

　　对于赵世瑜文中的观点，有学者表达了类似看法。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表示：明清史与近代史研究确实需要打通，不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前辈学者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打通的，并没有在明清与近代之间筑起藩篱。例如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种近代经济史资料，也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入门书，尽管在具体的内容上也存在历史脉络的断裂，但问题的逻辑从来都是贯通的。研究者不必要事先划定一个时间断限，而要依研究的问题伸延时间上的视野。如农业经济史研究中，赋税问题和租佃问题自明清至民国时期始终是一脉相承的，要弄清这类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变化的逻辑，就必须贯通起来做研究。对于古今贯通的问题，与会学者似已形成共识，只是说法有所不同。或认为，视野和方法要依问题类型而定；或认为，重要的不在于所研究的问题属于哪个时期，如能有广阔视野，则小问题可以做出大文章，近的问题可以有远的脉络；或认为，通与不通的问题也许不那么重要，在实际研究当中，只要研究者有不断追问的治学态度，贯通的问题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或认为，任何人的生存方式都不会中断，只要把握住这一点，无论研究精英还是草根，皆不会产生断裂的问题。

　　①赵世瑜将其所主张的“社会史”称为一种范式，对此有学者表示了异议，认为称之为社会史诸多范式的一种则可，称之为唯一的范式则不可，社会史应允许多种范式并存。

　　②该文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近代史中的所有问题都具有连续性，只是被当代的研究者打断了，他们只讲这些问题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表现，于是许多问题都说不清。笔者认为，有些近代史问题，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似可放在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脉络中研究，不必上溯更早时期。

　　③笔者认为，至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农业文明内的变化确实比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变化要小。

　　④笔者认为，近代政治史论著中也有一些对传统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茅海建在研究鸦片战争和戊戌政变时，就以大量篇幅讨论了绿营兵制和君臣体制问题。

⑤这两种视角的主要区别似乎在于，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除赵世瑜外，其他一些学者做的多是偏重实证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通过研究中国木制帆船模型等物品，发现其中一部分有明显的“西方”成分，留下了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早期“西学东渐”的痕迹。她由此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历史研究中的分期是必要的，但不能为其所束缚。实际上，就某个具体的历史时空而言，新旧总是并存的；而且新时期的旧事物也都曾经是旧时期的新事物。①第二，“近代”不仅具有时间含义，还被后世学者赋予了与“近代性”有关的丰富含义。第三，“近代性”议题往往与“西学东渐”的议题息息相关。②第四，近代史学者在讨论“近代性”时，经常集中在个别人物的思想和论著，或清廷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面，因而不免漠视了民间日常用品或偶一尝试的发明所呈现的细微变化，忽略了民间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延续与创新，忽略了许多无心插柳的技术模仿为后来刻意追求西学或新学所奠定的基础。总之，重精英，重思想；轻庶民，轻实物。③第五，过往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很少顾及海洋的世界，也很少注意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地方社会已经出现了具有“近代性”意义的变化。于是关于“西学东渐”的讨论，由明末清初一跃而至晚清的洋务运动，未能看到中国与西方的民间联系在清中期并未中断④；甚至不少论者还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落后封闭，是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将中国国门打开，才有迈入“近代”之可能。

　　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论文也是从海洋、物质、民间与生存的角度入手，而所研究的是近代闽南侨乡社会既国际化又地方化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变化趋势。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其与海外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空前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强化和延续。⑤作者强调，这一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机制，显然来自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与海外世界的互动关系，而非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亦未有效纳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之中。具体而言，这一变迁机制有两个要点：一是，闽南华侨的经济活动主要在海外，闽南侨乡经济模式的维持主要依赖海外的侨汇收入；但是华侨的根却始终留在原籍，侨乡才是其安身立命的最后归宿，因此他们热衷于将海外赚来的钱财投入地方公共事务，并由此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势集团。二是，海外的华侨社会与原籍的侨乡社会具有高度同构性，海外华侨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大多也是借助于原有的乡族组织；此外，不同于旧式的士绅阶层与新式的知识精英，海外华侨大多出自社会底层，较少受到正统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的困扰，却深受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熏陶，当其在侨乡社会占居主导地位后，便使得乡土社会文化免遭“现代化”的冲击，得到了持续不断的传承与更新。我们经常把从地方观念到国家观念，再到全球化，设想为历史进步的三个阶梯，但郑振满的论文却表明，一百多年前的闽南华侨就已经在“全球”与“地方”之间往返穿梭，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乡土关怀了。有学者就此指出，我们在谈到“地方”与“中国”的关系时总有一种“向心”的观念，于是闽南侨乡与“中国”的关系就被视为“离心”。其实，“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断重新构建的，不应用今天“中国”的含义来评价前人。就像内地在传统上有着更多的内向型联系一样，沿海从传统上就有着更多的通过海洋来实现的外向型联系(在云南等地，则是与东南亚、南亚的传统陆路联系)。这与贬义的离心倾向无关。还有一点亦可注意，该文指出：晚清政府之华侨政策的转向，对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及其与侨乡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有学者在评论该文时认为，晚清、民国时期，闽南侨民只是来去自由了，清政府政策的改变对侨民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影响。另外，上述程美宝文也强调了对于清代中期的中西交通，不可用官方层面的中断遮蔽民间层面的活跃，并批评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观点。可见，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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