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碳政治”：大国格局下的战略抉择（上）

“碳政治”又被称之为“气候政治”，就指各国围绕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由于国际上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最终要折算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故本文中将气候政治直接称之为“碳政治”。

“碳政治”直接来源于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各国签署、到2005年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中《京都议定书》对附件一签署国（也就是承担碳排放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的承诺期（2008-2012年）和减排量。鉴于《京都议定书》关于各工业化国家碳排放的标准即将到期，各国期望在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第二期减排协议。由此，全球围绕碳排放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政治协商和讨价还价。

“碳政治”无疑是近来年中国外交中的重要话题，有关学者和专家就其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1]无论今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如何，“碳政治”无疑将会成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中面临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这就需要我们对“碳政治”这种新型的国际政治模式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并积极主动地制定一套国家发展战略，不仅积极回应当下面临的国际压力，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国际谈判中，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话语策略，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

一、“碳政治”：政治意识形态的起源

1、欧洲环境政治的背景：1960年代的左翼政治

“碳政治”发端于一套环保理念以及首次形成的环境政治，而环保理念和环境的起源则是整个1960年代的全球青年学生运动。首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紧接着是波及欧洲的“五月风暴”和美国的民权运动。这些青年运动的政治背景不同，每个国家的现实政治诉求也不同，但都关心一个共同问题：如何冲破现代性的“铁牢笼”，塑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这场政治运动既是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余波，也可以看作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超越，即不再满足于“无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现代体制下发展出来的概念，而是以“青年运动”作为主要形式发展出多元的社会运动主体；不再寄希望于一套政治经济的总体化解决方案，而是提出了临时性、局部性的后现代解决方案。由此，这场“青年造反运动”不仅加速了欧洲后现代思想的兴起，而且催生了雷切尔·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对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迷恋于“发展”和“增长”的批判，从而预示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

如果以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标准，这场激进的青年运动并没有对现代政治体制产生根本性影响，以至于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将“五月风暴”批评为一场充满革命梦幻的集体心理剧，甚至称之为“大规模的起哄”。在许多人看来，这场青年政治运动中激进的空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葬送了左翼政治的前途，以至于1980年代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全球右翼政治”时代。里根-撒切尔轴心的保守主义革命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遥相呼应，主导了整个世界格局，不仅导致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结束，而且欧洲大陆在美国人的眼里变成了丧失政治雄心的“老欧洲”。然而，恰恰是1960年代青年政治运动的后现代特征为现代政治带来新的空间，尤其这场政治的“青年”特征，不仅为这一代人的未来政治成长提供了理念，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的组织网络。后来欧洲政治运动中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境政治等骨干分子及其组织网络就是在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但真正对全球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源于欧洲左翼绿党所推动的“环境政治”。

2、环境政治：欧洲“世界主义”的新表达

欧洲环境政治与欧盟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而欧盟发展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是欧洲历史上从罗马到基督教时代以来形成的“世界主义”政治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上，环境政治自然与欧盟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为这种“世界主义”的政治理念增加了新的要素，即一种不同于传统实力政治的、基于道德理念的协商政治。如果说欧盟一体化进程首先发端于右翼所强调的经济一体化，那么恰恰是左翼的环境政治所带来的“协商政治”和“世界主义”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具有后现代生活风格的“欧洲人”，为欧盟的发展和政治凝聚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

早在二战前，科耶夫在试图建构“拉丁帝国”时，就强调拉丁民族精神中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美感”和“非常别致的均衡感”，致力于“一种富有创造性和灵感的劳动”，从而擅长于“悠闲的艺术”。[2]随着欧洲一体化，科耶夫设想的拉丁帝国理念已发展为欧盟帝国，其拉丁精神也变成了欧洲精神，拉丁民族的生活风格也成为欧洲人的生活风格。正是这种生活风格使得欧洲人以优雅艺术家的姿态，区别于在他们眼里缺乏历史和文化的粗俗的美国人，以致于美国战略家卡根敏锐地意识到：“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摈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伊曼努尔·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困境，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他们的共同看法不多，相互理解越来越少。”[3]

卡根对欧洲人的描写不仅反映了欧洲人通过协商谈判推进欧盟的形成，而且反映了欧洲人积极通过国际谈判来推动全球环境政治。尤其坚持环保理念的绿党和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在欧洲各国的兴起不仅强化了欧盟“布鲁塞尔政治”的权威性，而且使环保议题成为欧盟在全球政治中一张王牌。[4]正是在欧盟的推动下，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7年进一步变成了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在这些法律文件中，环境问题转化为气候问题并进而在技术上转化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在法律上产生了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由此形成了全新的“碳政治”。

3、美国的民主党与环境政治

1960年代的青年运动在欧洲已演变为今天的环境政治，而在美国除了继续民权运动的种族话题，把黑人奥巴马送上总统宝座并进一步把拉丁裔的索托马约尔送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宝座，环保领域中的重大进展差不多都与左翼的民主党有关。我们不要忘记，代表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的恰恰是来自“垮掉的一代”的克林顿，而此前民主党的卡特总统为推动环保甚至将太阳能设施安装到白宫屋顶。曾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戈尔也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他投资并参与拍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展示了全球变暖的危害：冰川将融化，洪水将泛滥，人类的家园将遭遇毁灭性破坏。现代影像技术在政治中发挥了比西塞罗在罗马元老院演说采用的修辞技术更为强大的情感影响力，它差不多在奠定了全球最基本的环境意识。由此，戈尔与一直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共同赢得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正如来自右翼共和党的里根总统拆除了卡特安装在白宫屋顶的太阳能设施一样，同上来自共和党的布什总统也宣布退出克林顿已经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直至来自民主党的奥巴马主政之后，支持美国右翼的军工联合体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削弱，美国在环保上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新能源政策，美国参议员外事委员会主席克里在今年6月的国会演说中，甚至把气候问题与反恐问题一并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就在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美国会把“碳金融”作为拉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重要杠杆之际，就在中美谈判的重点也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问题转向应对全球气候问题节能减排问题之时，美国国会于今年6月22日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这固然是美国一贯的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霸权举动，但也表明美国已积极介入到全球“碳政治”中。

4、中国的左翼政治与环保理念

不同于欧洲与美国，19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锻造了“老三届”这样一个特殊的代际群体。这个群体在1980年代以来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其主体力量在经历理想幻灭之后从激进左翼变为激进右翼，从而加入到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左翼政治陷入低谷并与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结盟，成为“全盘西化”和“国际接轨”运动的批判者和制约者。其中，环境政治也成为左翼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新左派代表人汪晖较早意识到环境问题作为批判经济发展主义的有力武器，将成为未来中国的“大政治”。他在主持《读书》期间不仅专门组织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而且亲自参与到保护金沙江等环保运动中。[5]

不过，与欧洲和美国相类似，中国左翼政治更大的力量来自体制内的政治决策。不同于欧洲和美国两党制下的左右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中国政治中左翼和右翼的力量消长变迁主要反映在执政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调整之中。2001年以来的“胡温新政”普遍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中国左翼政治的复兴。这不仅反映在解决传统的社会福利问题上，还体现在高度重视环保问题。目前，环境政治在中国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政策（比如“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将在2005年基础上提高20%），社会治理策略（比如“谁污染，谁治理，谁出资”）和政府管理体制（比如政府绩效考核中环保“一票否决制”和“绿色GDP”等），更重要的是上升到“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样一些政治理念的高度，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理念的新版本。

环境政治虽然是1960年代全球青年左翼政治的遗产，但是面对“碳政治”的国际博弈，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必然会超越左、右之争，成为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较量。虽然左派和右派在全球政治中的立场有所区分，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政治的主导话题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文明冲突背景之下民族国家之争。国家利益不仅超越了左与右，而且能够有效地将左与右统合凝聚起来。因此，面对最近将展开的中美会谈以及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国采取怎样的应对之道，显然无法陷入左翼与右翼的思考，而首先必须对“碳政治”形成机制和利益机制本身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整体应对战略。

二、“碳政治”的建构：理念、技术与利益

1、环境问题：局部性与全球性的张力

环境问题虽然是“全人类关注的问题”，但并不一定是“全人类的问题”，相反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属于局部性问题。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河流污染、土地污染、沙尘暴等等都是局部性问题。太湖污染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北京人，而中国前几年的沙尘暴虽说影响日本，也主要是媒体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政治具有很明显的地方性特征，难以成为全球政治。可是，当欧洲人将环境政治作为其“世界主义”理念的一部分时，必须建构出属于欧洲人共同关心，甚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1980年代初期的反核运动虽然引起欧洲人的共同关注，但无法引起全球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政治所追求的“世界主义”就需要在环境政治中找到一个属于“世界主义”的恰当话题。由此，全球环境政治就不可能选择河流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而恰恰是气候本身的流动性和不可分割性，导致“气候问题”被挑选为全球环境政治的话题。

假如要问全球气候为什么变暖？你可能想到太阳运动、宇宙的星际结构变化等。确实，地球的起源、冰河世纪的结束、恐龙的灭绝等问题，对于今天的科学技术而言，依然属于难解的谜团。正是由于科学对大物质运动的无知，将全球气候变暖单纯归因于人类的活动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由此，在一些科学家看来，目前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解释很大程度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没有科学依据。可是在涉及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人们宁愿相信科学研究结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最终要依赖对科学的信仰。恰如古代无法排除巫术政治或神权政治一样，今天人类也无法根除基于对科学的信仰而产生的政治。

2、“碳排放”：全球问题的科学技术建构

“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取得了准神学的政治地位。恰如哈贝马斯所言，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对政治统治发挥着合法性论述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对“科学”以及掌握科学的“专家”的迷信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目前影响全球的“碳政治”就来源于欧洲人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精心建构的一套科学和政治话语。欧洲人推动的环保政治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地方政治变为世界政治，首先就在于建构出全球气候变暖与全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联系，然而再建构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而人类活动与全人类毁灭之间的中介环节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效应”的科学理论。

这样一套科学话语的建构必然导致全球“碳政治”的兴起，即必须控制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会导致全人类毁灭的“碳排放”。正是在科学话语与政治权力的互动中，环保问题被转化为全球气候问题，而气候问题被进一步转化为“碳排放”问题。由此，“碳排放”与成为欧洲环境政治中展现“世界主义”理念的唯一要素。如果说“碳排放”正在毁灭整个地球，毁灭全人类，“碳排放国”自然成了毁灭人类的撒旦，而欧洲人也就变成了我们这个科学理性时代的“新耶稣”，正在承担起拯救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正是通过“碳政治”的科学话语建构，欧洲人建立起了相对于美国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今天，“碳政治”差不多已经成了欧洲人的“公民宗教”，成为欧盟增强其内部凝聚力的价值准则和政治认同基础。在“碳政治”背后的“世界主义”理念的道德优越感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深深地潜藏在欧洲文明骨子里的种族主义情绪。今天，我们不理解欧洲人这种潜在的种族主义的优越感，就无法真正理解“碳政治”以及由此带来的中、欧在经济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也同样无法理解欧洲人在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3、“碳政治”：政治与技术之间的相互建构

在上述科学话语与环境政治相互建构的背景上，我们才能理解全球“碳政治”的起源和发展。尽管早在19世纪末，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尔赫尼斯(Svante Arrhenius)就提出了温室效应概念，但直到1970年代，各国科学家仍很少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虽然提出气候变化问题，但并没有引起科学家的关注。然而，恰恰是欧洲环境政治在1980年代逐步兴起，全球气候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才推动了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1988年，在欧洲人推动下，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而在同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科学辩论演变为国际政治辩论的一部分。紧接其后的1990年，欧共体代表在“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部长级会议”中首次提出保护大气层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张，并提出立即开始“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的主张，从而拉开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序幕。在这个过程中，IPCC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1990年，IPCC第一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确认了对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直接推动了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5年，IPCC第二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直接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的签订。2001年7月，IPCC第三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直接推动了马拉喀什会议的成功。2007年12月，IPCC第四次发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之后，欧盟、澳大利亚、瑞士等发达国家强调各国应基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来安排2012年之后全球减排的国际谈判。需要注意的是，IPCC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有科学家参与的政治机构，其目标不是探索地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而是对相关科学知识进行综合并作出政治评估，即评价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该组织所发布的评估报告是以科学话语的面目出现的，其政治功能就类似形形色色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评级机构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影响。

可见，在科学研究与法律安排之间，“碳政治”的作用就是按照既定的政治目的和意图对科学研究的结论加以选择、组合和评估，由此产生一整套发挥着政治功能的科学话语，或者以科学面目出现的政治报告。由此，与其说IPCC的报告影响着国际公约中的法律安排，不如说为了实现国际公约的预定的安排，IPCC必须发布与此相适应的科学评估报告。因此，“碳政治”确实不同于传统的实力政治，而是一个围绕科学话语和法律规则而展开的新型政治游戏，卡根对欧洲人的这种诉诸协商和规则的“女人气”的游戏充满了嘲讽，他欣赏的是美国人诉诸实力的具有“男人气”的政治游戏。然而，就“碳政治”而言，欧洲人利用女性的耐心和难缠，竟然把这个游戏玩成了。欧盟目前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甚至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欧盟于2008年12月12日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同时宣布如果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能够达成全球气候协议，欧盟将减少排放的额度提高到30%。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