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

在现代汉语语境里，与守旧相对应的创新无疑是个“好词儿”。这一词汇不但意思好，而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加上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提倡，言必称创新已经蔚然而成时尚。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包含创新二字的口号，譬如观念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等，创新概念呈现出被滥用的倾向。

创新概念的庸俗化、口号化、政治化和大众化，容易让人流于字面的表层意思，而忽略其本质含义。溯本清源，创新是个经济学概念，是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由他所创立的创新理论是目前甚为流行的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采取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

然而，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乃至科技政策的决策者，对创新的理解，却往往集中于首次科学发现和首次技术发明上。在他们看来，“创新”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现和发明以前没有过的东西，要“创”，还要“新”。只有在世界上首次做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才能称得上是创新。从字面上理解，科学家的理解自然是对的。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科学家们所描述的“创新”，即所谓技术发明（invention）和科学发现（discovery），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只有一项发明（invention）被成功地进行了商业化，才能称之为创新。比如，在美国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90%以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会在商业上获得应用，那么，这些专利所代表的，也就只是技术发明，而不是技术创新。此外，即使没有新技术或是新工艺，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改变组织形式，也能实现创新。换句话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创新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作为科技政策出发点的创新

那么，面对经济学家的创新和科学家的创新，我们更需要哪一个？或者说，中国的科技政策，应当着眼于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一般意义上了解一下创新的价值。经济增长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长期话题，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尔萨斯等，都把技术发明和创新看做是对扩大市场最有活力的贡献。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也强调通过对产品和工艺的引进、传播、吸收和不断改进而形成的技术创新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工作，通过定量分析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索洛利用美国1909~1949年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到20%。他认为，余下的部分（80%以上）来自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实际上，这部分代表了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生产创新等。

索洛模型的一个缺点，是把技术进步看做外生变量，即假设技术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Paul Romer）认为，新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之处，在于它摒弃了完全竞争和技术外生的假设，而主张知识是内生的，知识扩展会带来回报递增。因此，知识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着力点是把技术内生化，新知识的增长被看做资本和人力投入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可以导致积极的外部效应，从而带来回报递增。

对技术创新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莫过于熊彼特开创的学派。该学派认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需要经济因素，也需要非经济因素，尤其应当关注制度因素以及各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比如，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技术系统演进的结果。除了经济因素外，历史、制度和社会因素也十分重要。与新古典经济学把技术创新过程视为“黑盒子”而仅仅关心其输入和输出结果相比，演化经济学关注技术创新的缘起、发生、过程与结果。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描述创新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其中的创新，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举例说明：汽车发明是在德国，但汽车行业最重大的创新，一个是20世纪初叶福特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另一个是后来日本丰田的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系统。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不是汽车技术的发明者，但他们在经济学家看来，则做出了不折不扣的创新。同样，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都是在美国诞生，但是应用这些技术并在全世界发了大财的，是日本人。在经济学家看来，日本人通过改进技术工艺，成就了更大意义的创新。

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话，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无法体现出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不是创新，哪怕这个发明在科学上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样，一个在科学上没有多大意义的新方法与新组织形式，只要通过应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创新。

那么，回到开始的问题，即：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讲，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推进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答案是明显的。从政府角度和公众利益角度，自然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带来就业、税收、更好的产品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丝毫没有贬低科学研究的意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科学研究的价值。然而，创新的来源有多种，科学研究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国家一方面应该继续大力支持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完全押宝在国内的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上。

林林总总的创新源

那么，创新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必须看到，与手工作坊时代和大机器生产时代不同，在技术日趋复杂、组织结构越来越网络化和扁平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常常不再是某个人、某个团队或者某个组织的个别行为，而是多个组织（企业，供应商，用户，大学，政府等）之间的协同行为。归纳起来，当代技术创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类：

第一，“干中学”。通过“干中学”来创造新知识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之间，“干中学”尤其适用于工艺创新。例如，在日本，工程师和生产线工人组成的团队，为了改进产品性能，通过改变技术参数（比如温度和压力等），或者通过对工作组织方式（如生产调度方面）的反复比较，从而带来产品性能的改善。其成功之处在于工程师和一线工人之间形成了有效的知识传播渠道。再者，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干中学”对于隐性知识的学习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隐性知识的传播更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完成的，而不是通过说明书和技术标准所能学到的。

第二，“用中学”。“用中学”是在企业与用户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在某些技术领域，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常常对未来产品的改进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反馈给企业，就成了重要的创新知识源。在软件技术领域，企业在产品成型之后，常常会发给一两家经过挑选的用户，请他们帮助测试，以发现并解决问题。在飞机制造领域，来自飞行员的反馈特别重要，因此，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之间通常存在紧密的长期合作关系。在科学仪器领域，来自科学家的反馈提供了重要的仪器改进或开发新型仪器方面的灵感。在医疗器械领域，来自医生的意见也是企业的重要信息源。比如，Varian公司的Clinac治疗仪应用显性加速器技术取代当时流行的钴60仪器的想法，就是来自于斯坦福医学院的一位大夫。

第三，最新科技成果。企业或者创新网络可以从科学技术共同体那里追踪并获取相关知识，并应用于自身的技术创新过程之中。这要求企业重视商业情报工作，努力搜寻外部的研究与开发项目方面的信息。在搜寻工作中，既要注重显性知识，比如科学研究中的突破进展，或者新的工艺和产品技术等，也要注重隐性知识，而对隐性知识的搜集通常要通过参与其中才能顺利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过去的商业情报工作只要关注企业所处的产业部门就足以了解本行业最新的工艺水平，而现在随着技术走向高精尖，商业情报工作必须关注更多的行业。

第四，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是外部创造的知识通过泄露或者交换而出现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创造者的知识溢出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典型的主动溢出是专利公开，而最常见的被动溢出是所谓的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即购买竞争对手的产品，然后通过拆装、检查、测试等手段努力搞清其工作原理和制造方法。除了专利公开和反向工程外，知识溢出还可以通过技术许可、出版物、学术会议、人员流动和人际交流等完成。

第五，网络内部的互动。既然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家企业的事情而需要网络化组织才能完成，那么，网络内部的互动也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这类互动可以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等等。成功的互相学习不仅能使双方获得所需要的知识，而且还会触发更进一步的合作。越是复杂的技术，在其创新过程中的互动学习越是丰富而千差万别。在这种互动关系下，互惠和互信是学习成功的关键，高度互信的关系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减少。

第六，企业自主研发。企业可以自主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旨在创造新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产品或者改善现有工艺水平。跨国企业、大型企业、高技术企业内部普遍设立技术开发部门。比如，华为公司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人员超过了其职工总数的10%。在世界各国，企业对R&D（研发）的投入占国内R&D经费的比例往往超过政府的投入。

对于上述六大创新来源，很难论定哪个更重要，哪个更应该获得关注。首先，这些创新来源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产业类比的不同而不同。生物技术产业或许更强调科技新成果和企业内部R&D，在机械制造产业，“干中学”和“用中学”则显得非常重要。第二，这些创新来源的相对重要性还随着创新模式的不同而改变。渐进式创新过程中，“干中学”、“用中学”、网络内部互动、知识溢出等，都是特别常见的形式，而在重大创新过程中，最新科技成果和企业内部R&D常常起到关键的作用。第三，知识的属性不同，与之相应的各类创新来源的重要性也不相同。比如，对于隐性知识的学习，干中学、用中学和网络成员间的互动，无疑特别关键。

认识中国的创新实力

由上文分析，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创新，而创新的来源有多种。那么，从政府角度来说，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才能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中国的技术创新现状有一个大致准确的把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中国的政策选择。

要准确评价中国的技术创新现状并不容易。例如，如果不加甄别，就很容易被表面的统计数据所误导。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在2009年的一项有关世界各国高技术实力研究中，就曾经把中国列为世界第一。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事实上，这个巨大出口额的背后，是中国高技术出口产品很大一部分属于加工和组装行业，技术含量不高，利润也很有限。其实，抛开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就可以知道所谓中国高技术实力世界第一是多么荒唐。我们平时所见的高档手表、汽车、飞机、机床、电视、冰箱、电脑等产品，不是外国品牌充斥市场，就是虽有中国品牌，但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

笔者认为，对中国创新实力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研究方面，国家投入增长迅速，科研水平取得长足进步。第二，学习、模仿能力明显增强，“山寨”成为中国特有的创新现象。“山寨”从手机生产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产业。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在不少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迅速解构并模仿最先进的产品。第三，关键产业核心技术基本没有掌握。“山寨”能力不等于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时至今日，中国掌握的关键产业核心技术十分有限，这限制了产业升级，也带来国民经济安全的隐患。第四，开创性产品几乎空白，即首先发明、引入市场并带动一个产业的产品创新，比如第一辆轿车、第一台录像机、第一架飞机、第一个半导体芯片等。第五，重大装备制造业能力不足，过度依靠国外技术，造成进口依赖和出口结构问题，影响生产安全性。比如，集成电路芯片设备、石化装备、光纤制造装备、数控机床等等，基本依靠进口。

推动创新的政策环境

制度的重要性，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答案。莫维（David Mowery）和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在1998年出版的《创新之路：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迁》一书中，总结了美国在20世纪技术变迁的原因与结果，描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他们认为，在二战以前，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其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众多的人口，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技术进步为利用上述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提供了有力后盾。这在美国汽车工业和化工工业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证明。在这个期间，美国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在技术发明上，与欧洲相比，都是一个跟随者、学习者和借鉴者。二战以后，美国才慢慢成为技术领先者，不仅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而且在新兴的工业领域，比如半导体、电脑等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这些技术领域的发展不像传统工业那样特别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国内市场，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成功得益于其在传统工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比如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R&D的体制化等等。

其实，在更早之前，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和伯德泽尔（Luther E.Birdzell）在1986年的《西方是怎样致富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转型》（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一书中，就强调了制度安排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技术创新与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积累，都是经济增长的表象，但不能解释经济增长。保证西方经济增长的是其制度安排和对政治干预的排除。具体而言，确保私人产权，自由从事商业活动，根据市场安排确定价格，企业成为经营主体和创新主体等等，这些都是保证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特色。

美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一个多世纪之前的美国一样，中国目前也在经历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也有相对富饶的自然资源，有众多的人口，有现实和潜力都非常巨大的国内市场，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也处于跟踪和学习的地位。而中国与当年美国之间的差距，可能更多体现在体制和制度上。在推动创新方面，国家政策尚存在不少可以调整的空间。

（作者单位：美国关岛大学商业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