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量子通讯、铁基超导等方面成果显著。英国著名的《新科学家》杂志2010年发表了汤森路透集团乔纳森·亚当斯的评论文章《为中国统治科学做好准备》：“中国以令人敬畏的速度，悄悄成为世界第二大科学知识产出者，仅次于美国。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将在2020年前赶上美国，届时，世界将呈现非常不同的景象。欧美这些历史上的科学统治者将不得不适应新的世界秩序。”佐治亚理工学院的2007年世界“高技术指数”（HTI），通过对33个国家进行比较，综合统计数字和专家看法，在最重要的“科技水平”方面，中国竟然被评价为世界第一，而1996年，中国的科技水平得分还只有22.5，远远低于美国。另一方面，对中国科技体制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过。2005年，钱学森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中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现状

2010年，中国科技财政投入为4114.4亿元，带动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支出7062.6亿元，按当前汇率计算，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居世界第三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76％。2009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51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目前有3300多个外资研发机构，2009年，外资研发机构产生的技术交易额，占中国全部技术市场交易的25％。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46家已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如何看待这些数字背后的中国科技界特有的现象呢？首先，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力量时，只看几个指标，特别是只看总量方面的指标是错误的。实际上，国际上有通用的R&D评价指标体系，而且有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综合比较这些指标和数据，就能看出中国科技力量的结构和状态。其次，我们习惯把自己的今天与过去相比，这样更容易看到进步，却不容易看到体制性的制约因素。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1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为142.1万篇，其中中国科技论文14.84万篇，占10.4%，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6.21次，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与世界平均值仍有不小差距，但提升速度相对较快。根据汤森路透支持的科学观察网站2012年推出的2001~2011年10年间科技论文发表情况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国论文总引用数为5191358次，排名第七，美国以48862100次的引用数保持第一，是中国的9.41倍。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论文引用数呈持续稳步增长态势，其中2007~2011年与2001~2005年相比，翻了近两番。一般的看法是，中国科技论文水平与真正的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12年《世界竞争力年鉴》有４个评价分项：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率、国家基础设施和社会系统。中国大陆2008~2012年整体竞争力排名分别是17、20、18、19、23；其中，经济表现排名是2、2、3、3、3；政府效能排名是12、15、25、33、34；企业效率排名是33、37、28、25、32；基础设施排名是31、32、31、28、29（科学基础设施排名8，技术基础设施排名26，教育排名45）。可以发现，中国虽然是经济大国，但在企业效率、人力资源方面都存在不足，政府效能近三年更呈下降趋势（体现在科技体制和科技企业管理方面的表现）。中国人才流失在IMD所有参评国家中也非常严重，仅好于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南非。虽然近年回流人数上升较快，但与其搞特殊的优惠政策和优质资源吸引极少部分海外人才，不如下决心改进国内整体的科技环境。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1—2012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大陆排名第26位，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分列第11位和第13位。其指标体系包含12个支柱，其中第9个支柱是技术准备度，下面细分六项指标，在最新技术的可获得性方面，中国在142个国家中排名100，公司层面的技术吸收排名61，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排名80；第12个支柱是创新，下面细分七项指标，其中，创新能力排名23，科学研究机构质量排名38，公司用于R&D花费排名23，大学、企业在R&D中合作排名29，政府采购先进技术排名16，科学家和工程师可获得性排名33，每百万人授权专利使用排名46。中国在制度、技术准备度、创新、高等教育和培训、商业成熟度等方面的指数表现都不理想。

2011年经合组织《科学、技术和企业计分牌》和2009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测度报告认为，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开放性与经合组织很接近。近年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主要得益于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支出经费的增加，科技人力资源多集中于实验开发领域，而在基础研究领域非常不足。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中仅有8.2％维持时间在10年以上，而国外这一比例达到32.8％；特别在部分高新技术领域，发达国家是中国的十几倍。中国在自主创新和高技术领域形势非常严峻。

佐治亚理工学院2007年世界 “高技术指数”（HTI）与上述著名指数有很大差距，引发诸多争论，Porter对此专门做出解释。首先，“高技术指数”仅基于统计，主要衡量的是基于知识服务的出口能力，也就是高科技产品出口，因此，“高技术指数”不能作为高科技能力的全面测度。即使是作为高科技产品的产量与出口，“高技术指数”也存在问题，因为大量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加工组装出口计算机、手机等产品，但这些产品的知识产权往往不属于中国，其出口量只能代表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产品出口国，但出口高度依赖于直接外国投资，主要形式是来料加工和组装出口。

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科技大国，但远远不是科技强国。《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对2010年中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21位的认识是科学合理的。追求科技强国之梦，首先要努力建设一个创新性的现代科技体系。

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与出路

中国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只是中等偏上水平，与其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中国科技实力不足有许多原因，投入因素并不是主要的。中国近十年的科技投入增长是快速而稳定的，这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形成并固化了科技体制中新的利益阶层，造就了一个稳定的科技官僚阶层。专家官僚原本可能是一线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经过单位推荐成为具有评审权力的科技官僚，其主要工作是开会，协助科技管理官员发布项目指南、项目检查、项目验收，由于回避限项公开等制度不严格，科技官僚更容易参与到争取项目、分钱、申报成果、获得荣誉的进程中，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这种模式使其无法按照科学共同体预期的逻辑运转。越是重大的项目，在选择时候越缺乏竞争机制，基本上是靠关系运作。各类评估、评审、评奖常常是同一组“运动员”和同一组“裁判员”，科研经费审批权多由科技官僚阶层垄断。

以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LASG）为例，其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办法定量化、复杂化且难度系数很高，而对支撑人员考核却很简单，对行政人员绩效考核就更为主观化、领导意志化。科技官僚利益共同体的形成，造就了对一线、低阶科研人员的严格考核，而对科技官僚却无法有效监管，从而压制了创新，造成巨大浪费和内耗。

国家科技政策不应是急功近利和运动式的，更不应该将科研活动大项目化、工程化。目前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甚至科技部的科研、科技产业化项目都在追求大资金，出大成果，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技术创新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是科技创新的最终目标，但是科技创新成果需要通过企业家把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把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进行规模化生产。政府在其中要做的是创造平等有效的企业环境，而不是搞各种评比、树典型。

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实力在近10年财政高投入情况下有很大增强，但其整体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如果不重视科学共同体的建设，不改变科技官僚主导的体制现状，科技创新就很难获得实质提升。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