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创新能力的描述与评价，和中国改革的其他领域一样，都是极其矛盾的。它与“李约瑟难题”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科技体制问题丛生，但如何解释诸多领域科技的巨大进步？在建国初期，中国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由国家全面主导的科研机制，配合于计划经济和国防战略需求，带动衍生出相应的科技创新成果。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资本与国际流通因素完全打破了科研体制的传统格局。金融、贸易、法律、培训与教育体系的全面调整，加上不同类型企业的大量出现，这使得中国的创新主体与创新方式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围绕于大量自主型企业的逐利机制和竞争动力，大量创新正被不断开启出来。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无法想象离开国家的科技创新，那么现在，离开了市场，我们也难以解释科技实力的现实提升。

五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希望重新界定“创新”的标准，它不再被简单地定义为“发明创造”，而要在商业模式、运营管理、消费生产方式、工业组织方式这一系列围绕于“资本主义发动机”的机制下理解。“创新”本身正在创新，它不再主要指向某个最终产品或工艺环节的改进，而是关涉于创新“标准”的创新。如果说，第一次英国工业革命主要借助于单个工匠的技术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标志着流水线与标准化管理时代的降临，而到今天，创新的关键则在于对创新标准的创新（如宋磊所说的“创新方式的创新”）。正像贾晋京概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温特制加强版+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的结合，其中，对于创新标准的掌握，包括知识产权规范、金融风险投资等基础设施的培育，将是国家创新体系再构建的关键。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不是国家财政投入、科研院校体制、企业R&D机制单一变量的产物，它也是整个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产业格局转移的后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和全球生产贸易格局的转变，这为中国科技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来的契机。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李宁所说的“创新”词汇的流行和泛滥。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劳动力规模、不容小觑的动员能力以及难以遏制的逐利本能，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有其强大物质基础的。在政府、企业与科研院校之间所形成的大量联盟，构成了晚近20年来中国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当然，这一切自主性创新冲动，也时刻面临与传统体制的束缚、日益增长的官僚科层化、形式化逻辑的对抗问题，黄莉对此也已做出说明。

中国当前处于三种工业革命的历史丛集之中。既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艺创新问题，也有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规模生产与标准化管理的问题，也正面临后工业的时代挑战，这同时对应于中国特殊的产业结构和多样态的企业格局。在这一切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奇特而富有活力的科技进化系统。甄志宏团队对中国大飞机、高铁、电信领域创新的调查，就为我们展示出在这样一个“大科学时代”，“举国体制”的巨大潜力及其弊端所在。可以看到，单从任何一个视角，都无法为我们展示出中国创新的全貌。我们相信，对于这一复杂机制的观察，将是理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个意义上，它比李约瑟难题更富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