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可能是观察中国近二十年来观念演变最好的窗口。在短促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迅速完成了从性禁忌到性自由的跨越，这无疑是极其惊人的变化。在今天，性的公开化被视为社会常态化的一部分，甚至，成为衡量自由和宽容的指标。在公共文化中，充斥着各种性暗示与性挑逗，性的占有和分配，也日益成为社会资本的象征，成为社会再分化的重要面向。但是，性的观念依然是极其矛盾的。人们在实践性解放的同时，也对爱情和婚姻赋予不无浪漫化的想象；人们不再刻意地隐藏性，而是在强调性是“私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贞操不再作为美德推崇，但它依然与道德高度关联；性禁忌和性泛滥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也构成了中国当代独特的性文化。

某种程度上，性观念的分野也日益成为在市场和国家关系之外，重组意识形态阵营新的甑别标准。至少从这组笔谈来看，已展现出“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对垒。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姚中秋和叶知秋，无论是立足于儒家伦理或基督教伦理，他们都希望超出单纯情欲的范畴，把宗教作为节制性欲的基础，以家庭作为卫护性道德的堡垒。在他们看来，性爱观念的败坏，源出于激进现代性的力量（国家、市场）对于婚姻家庭的破坏，它释放出的现代欲望丧失了节制的魔鬼力量。当然，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认为性爱如果没有独特的道德性，人们就无法从性爱中获得独特的满足和快乐。“快乐”和“保守主义”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有道德的性才是真正幸福的。但是，黄盈盈、黄纪苏、黄华三位作者，则从不同的层面肯定了情欲本身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性的解放无非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男女个体对于自由和自我的肯定。婚姻和家庭不应当进入到一个性道德的温室中，而要学会如何在难以避免的猜疑和嫉妒中共处。他们也不相信性欲是其他欲望放纵的前奏，相反，性的疏导和释放，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过度竞争，也可能是一种分庭抗礼。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性必然是两个人的世界，这也意味着性必然要求自我中心的破碎，而性解放所要求的却是一种自我负责的孤独者的伦理，这是一种近于残忍的自由的重担。但在激进主义者那里，这种被宗教化的性道德，则是对自我的苛求，无异于肉体与精神的禁闭和苦行。他们不太相信，这种近于伪善的修行能够更好地接近幸福。对于前者来说，20世纪中国激进的现代性要对性道德的衰亡负责，禁欲与纵欲迟早要见面；对于后者来说，新时代性的解放至少蕴含了个性的解放，真正的自由要经得住这痛苦的重新适应的过程。

问题的复杂面在于，性观念的嬗变展现的不仅是现代性的困境，它也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困境。性观念的空前暧昧，也是我们当下生存状态的呈现——普遍的言不由衷、进退失据、无所适从——这种存在形态撕裂着我们，阻碍我们作为一个有尊严的整体，介入并表达那个外在于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19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运动，它作为西方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仍然是以整体的方式公开地表达某种价值（对于荒谬感的不满）；但是，当下中国的性解放，更多是被世俗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牵着鼻子走，它在阴影之中潜滋暗长，却始终是上不了台面的私密领域。性自由的增加，并没有因此拓宽我们存在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却陷入到一种难以描述的烦恼之中。

因此，探讨中国当下性观念的独特性，考察其嬗变的轨迹与逻辑，分析其对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心灵生活的影响，应当是我们要严肃面对的问题。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性道德，又应当如何节制或规范我们的性行为，这不仅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有关，也与我们如何调整与这个新世界和新时代的关系有关。这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