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贞操”再次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从“贞操女神”的网络征婚，到某人大代表的“贞操陪嫁论”，再到几家知名电视台就此展开的专题节目。隐藏在“贞操”背后的是人们对性的关注，尤其是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关注。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近代以来，伴随西风东渐，“贞操”便成为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交锋的一个前沿阵地。这个阵地分外显眼的原因有二：一是该话题最广泛的可参与性，无论老少贫富，人人都可以就此发表看法；二是话题本身的半透明性，当代中国虽然不再是谈性色变，但性仍然是不便言说的领域，而当命题被置换成“贞操”，人们便可以公开谈论了。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贞操观”发生了不小变化，人们对于贞操的态度已经比先前宽容了许多，人们通常将此归结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那么，西方有没有“贞操观”呢？

贞操的寓言

15世纪尼德兰画家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 1430~1495）有一幅画作《贞操的寓言》。在这幅画中，汉斯·梅姆林描绘了“贞女”的形象。画面主体部分描绘了两头披着铠甲的雄狮守护着山峰上“圣洁”的贞女，山峰四周被深渊环绕，贞女孤零零矗立在山巅，画面以远处繁华的城市作为背景。从梅姆林存世的作品来看，宗教画占了多数，如有《圣母的欢乐》等，但这幅画传递出的信息却让人颇为费解。雄狮斜睨的眼神和脊背上金光闪闪的铠甲，让我们想到中世纪欧洲的“贞操带”，这种令人发指的“贞操带”却是当时风靡欧洲的贵族妇女的饰品，在一些“贞操带”上饰有黄金、象牙、白银等贵重材料制作的精美图案。“贞操带”在欧洲流行了数百年，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仍然有人使用贞操带，并被一些医生用作戒除手淫的医疗器械。如今，我们还能从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里，看到作为历史陈迹摆放的各种贞操带。

“贞操带”表明西方人的性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极端保守走向开放。禁欲作为中世纪的标志，使这一时期被视为西方最黑暗的时代。而远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的性行为却大体上是比较自由的，甚至对待同性恋都十分宽容。为什么到了中世纪，人们开始视性如洪水猛兽呢？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为了寻求答案，开始撰写长篇巨著《性史》，但随着福柯的溘然去世，原定六卷本的《性史》写作戛然而止。根据福柯的遗嘱，最先完成但未经他本人亲自审定的第四卷《肉体的忏悔》不能发表，这一卷探讨的正是中世纪禁欲观念的形成过程，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属于该卷的一篇佚文《为贞洁而战斗》。此文主要根据隐修制度的创立者卡西安（360~435）倡导的“贞洁之战”而撰写。让我们从这第四卷仅存的片断中，看看中世纪教会禁欲制度的内容。

早期基督教对于婚姻和性爱并不持禁忌态度，虽不鼓励，但允许教士结婚。以耶稣为例，耶稣与门徒曾一起兴致勃勃地参加迦拿的婚宴，并当场点水成酒，耶稣对待通奸的男女也表示了体谅。但到公元4~5世纪，基督徒开始将极端的禁欲生活作为高度宗教德行的标志来提倡，通过旷野隐修，借助禁食、禁欲等对肉体极度苛刻的要求来完成其修行，卡西安便是隐修生活的倡导者，他对于教会中禁欲制度的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公元415年，卡西安在马赛创办女隐修院和圣维克隐修院，并撰写了《隐修生活规则》，将禁欲隐修进一步制度化。之后，经过教会的逐步推广，直到11世纪，教皇圣格列高利七世颁布了禁止教士结婚的禁令，禁欲从基督徒的理想和信念，一变而成为教会的行为准则和宗教规范。卡西安曾号召僧侣们向私通精神展开“贞洁之战”，因为私通是所有罪恶中最可耻的，所以需要通过对身体施以苦行来克服，而这种苦行比克服贪食更加艰难。卡西安倡导的六个阶段的精神战斗和贞洁的进步，其实是倡导修行者从肉体到灵魂的极度苦修，即便在睡梦里，也不能有一丝懈怠，要时刻驱赶危险的欲念。

福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倡导贞洁，而是通过解构卡西安的“贞洁之战”来反对基督教的禁欲制度。福柯指出，在贞洁苦行中，修行者其实远离了性道德，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的无限苛求，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禁闭。但即便这样，单凭自我的力量也无法完成修行，必须通过忏悔等方式借助他者的力量才能完成修行。因而，在“贞洁之战”中，苦修者无法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福柯正是籍此解构了教会的禁欲制度。如果将这篇佚文放入《性史》中做整体观照，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性观念变迁的历史，从一种自然开放的状态进入人为控制、乃至禁锢的状态，这表明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将人的一部分天性禁锢起来。文艺复兴之后，近代西方社会中禁欲与纵欲的斗争从未间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时代。

当代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1926~2005）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风俗有出色的描绘：

在那个时代，妇女们的衣服把肉体遮得比任何时代都严实，……在那个时代，任何小说、戏剧、诗歌等方面的著名文学作品，在色情描写上从来都不超过接吻的程度。……在那个时代，人体的某些器官是从来不提及的，否则会被认为有失体统；……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和解放，而唯独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欲方面却受到苛刻的控制。

小说的女主人公莎拉·伍德拉夫小姐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在一个只要住上六星期就“足以把任何一个正常人逼进疯人院”的人家做家庭教师。这家的女主人读的是剔除了“雅歌”的洁本《圣经》。在这种禁闭的环境里，不少中产阶级妇女的性欲被压制，以至于患上精神官能症。小说里的萨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有点神经错乱，当她将感情的闸门打开后，便背上了不光彩的恶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福尔斯利用维多利亚时代压抑沉闷的社会氛围，塑造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神秘女人和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萨拉作为那个时代的叛逆者，是福尔斯刻意塑造的一个反抗的女性形象，而那个时代女性真实的生活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苔丝可见一斑。

苔丝的悲剧源于贞操的丧失，这不是苔丝的错，她被诱奸，然而无论苔丝自己，还是她的未婚夫，以及她周围的人，都不能原谅她的失贞，将此归结为她的过错，最终将她推向绞刑架。最让人难忘的是苔丝在临刑前，不忘弥补自己的“过错”，让妹妹代替自己嫁给克莱。如果说苔丝是贞操制度的牺牲品，那么，小说试图告诉读者现实的残酷、道德的无情以及不公平的两性待遇。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克制自己，秉持努力、勤奋、忠顺的信念，以获取良好的习惯和高尚的理想，性行为是审视一个人品格的重要依据。因为那一时期的人相信：只要一个人在性方面是纯洁的，他一定是勤勉的、简朴的、有节制的和举止适度的；反之，如果一个人在性方面不纯洁，那他就会酗酒、投机、鲁莽行事。当然，在贞操方面，社会舆论对于男性的要求远远低于女性。苔丝与克莱婚前都有失贞行为，但苔丝轻易地原谅了丈夫，而克莱对于苔丝的失贞却始终无法原谅。《苔丝》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暗示苔丝内心的纯洁，但无论苔丝如何努力也无法通过赎罪式的苦行来弥补失贞，苔丝的悲剧揭示了宗教、伦理关于贞操规定的荒谬性。

“另一类维多利亚人”

如果说苔丝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那么，还存在“另一类维多利亚人”，即精神病学家、心理医生、犯罪学家、性教育者、教士等。这些“维多利亚人”通过鼓励人们言说性、坦白性，制造出福柯笔下的“性话语的爆炸”，形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性机制，即一种借性压抑来言说性、繁殖性话语的机制。正如福柯所言“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福柯引用了一则阿拉伯寓言来说明这一点，这篇名为《泄密的首饰》的寓言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苏丹从神魔那里得到一个银戒指，把它戴在手上，只要转动上面的宝石，就能使所接触女人身上的性开口言说。显然，“会说话的性”被用来喻指西方社会的性机制。福柯认为，尽管现代社会的其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性观念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愿意将自己视为“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愿意奉行那个时代的生活规范，自愿接受“性压抑说”，而拒绝其他的解释。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潜在的战略意图，即把性压抑作为一种反抗现存权力的良好借口。

其实，正是在性压抑最严厉的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性解放思想的萌芽。英国的亨利·哈夫洛克·霭理士可谓性解放的先驱者，霭理士写下了七卷本的《性心理研究》，提出将性与道德部分脱离。因为宗教、道德、法律、习俗的力量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对两性行为加以控制和诱导，而决不能完全抑制它。霭理士认为，把形形色色的性行为看成“不道德的”或是一种“罪恶”，不但徒劳无功，反而使人对道德的制裁力量失去信仰。所以，他主张以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性。霭理士的性伦理观包括婚姻自由、女子经济独立、女子性责任自负、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关、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女等。在当时，这些主张可谓惊世骇俗，尤其是“性应该由私人自由裁决，和公众并不发生关系”的观点。这意味着只要没有生育关系，性行为便和其他生理行为一样，只要不与社会发生关系，公众也就无权干涉；但若已有子女，情况便不同了，子女是未来的社会公民，社会便有权利要求当事人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霭理士的主张后来得到林赛、罗素等人的赞同。

美国法官林赛在研究青少年犯罪时，提出了具有道德色彩的建议：

开始拥抱接吻的人，有一半是无法加以制止的，相反，他们愈陷愈深。这样，不如促成他们走向性的解放——这当然与纵欲淫乱有别，……毋庸赘言，性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危险问题，是成人非常注意、常加训诫又无可奈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自觉自愿地遵从习惯的约束，即让年青人自身认可并接受有关教育，从而真正具有实实在在的自制力。

林赛已经意识到法律在解决性问题上的局限性，他的主张基于将性视为人的一种天性，需要对此有科学的认知态度。与其阻塞这一自然力量，不如疏导之，对青少年进行适当的性教育。

伯特兰·罗素经历了三次离异，1929年他撰写的《婚姻与道德》一书专门论述婚姻、性爱和性道德问题。书中，罗素倡导试婚和离婚的简化，主张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持宽容态度，由此遭到宗教社团的反对，并失去了纽约市立学院为他提供的教职，曾一度生活窘迫。但富有戏剧性的是该书获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其“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作出了贡献”。为罗素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西方学界主流对于性解放的肯定态度，因为罗素综合了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基础上，提出在不涉及子女的情况下，将性从婚姻中释放出来。但罗素并非放弃性道德，他认为“无论人们最后接受的是什么性道德，它总得解脱迷信，总得有能令大众承认的、可以证明的、赞成它的理由。性是不能废弃道德的，正如商业、运动、科学上的研究或者任何别的人类活动不能废弃道德一样。不过，假如那道德基于古代的禁忌，这种禁忌是完全和我们不同的社会里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民提出来的，那么，对于这种道德我们尽可以解脱。”

罗素认为，因“贞洁”而长期克制肉体，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不利的，会造成青年人的胆怯和拘束，尤其是对女性。他认为妇女智力的低下与性压抑不无关系，这抑制了她们的好奇心，并束缚了能力的发展。对于“找不到一个理想丈夫的妇女”，罗素认为，“终身度着处女生活所造成的不幸和浪费，的确是很不合理性的”。

这让我们想起某电视台近期播出的论争节目“贞操是最好的陪嫁”，正反方嘉宾火爆的交锋场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争论虽然没有最终答案，但嘉宾发言和场外观众接受采访的声音还是有所侧重，反方显然占了上风，而主张守贞的正方却有些招架不住。这显示出当代中国在性观念上发生的变化：一方面，人们对于性、贞操不再持苛刻态度，能够宽容地对待女性的婚前性行为；但另一方面，正方所举的“艳照门”等事件却让人们对于“不守贞”很难持赞同态度。因为尽管“艳照门”发生在较大陆意识更开放的香港，当事人又都是娱乐界明星，但事件背后承受负面影响更多的还是女性。网上的调查数据也以压倒多数的比例，显示出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双重态度，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一方面，许多人认为守贞已经过时，但涉及自身时，不少人仍选择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处女。这让人记起了鲁迅一百年前写下的文章《我之节烈观》。

“倒下的贞节牌坊”

《我之节烈观》发表在1919年的《新青年》上，鲁迅针对有人提出为挽救世风日下要“表彰节烈”一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鲁迅毫不留情地揭穿讨论“节烈”的前提仅仅局限于妇女。

在之前的电视辩论节目中，我们不难看到同样的情形，人们仍然习惯性地将贞洁指向妇女，不消说，这引起了女性主义者的愤怒，就是持传统观念的妇女也无法接受“贞操陪嫁论”。“贞操”能否算作一种美德？鲁迅讨论过“节烈”与道德的关系：“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显然，鲁迅认为“节烈”与道德无关，自然也就不能算作美德。按此推理，“贞操”与道德也是无关的，不能说一个失贞的女人就是不道德的。

一百年前的争论今天仍然被再次讨论，并遭受质疑，可见传统观念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位置。“贞”在《说文解字》中是“占卜”的意思，《周礼》有“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后被假借为“正”、“定”，有端方正直之意。宋代之前，尽管有《女戒》、《列女传》等提倡女德忠贞，但丈夫死后妇女通常有再嫁的自由。到了宋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贞洁观发展到顶峰，朱熹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是最生动的体现。这种风气延续到明清两代，受旌表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多，统治者认为通过表彰节妇、烈女，可以形成对妇女行为严格约束的社会风气，徽州的贞洁牌坊群便是最好的明证。

从当下热播的电视剧也不难发现人们对“女贞”题材的热衷，从琼瑶的《烟锁重楼》，到《徽州女人》、《包青天·贞洁牌坊》等，贞洁牌坊作为高大坚固的标志性符号一次次出现在屏幕上，象征着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这种宣传“女贞”的影视剧在中国从来不缺乏市场，因为它总能在社会各个层面引起情感共鸣。老年人从观看中体味家族权力的重要，年轻人观看后则窃喜自己幸运地出生在好年代，婚姻幸福者从中觅到治家的良方，婚姻不幸者从中领悟到婚姻不幸的历史渊源。女贞剧热播常常能引发人们对传统道德观的怀念或批判，毋庸置疑，怀念还是占了上风，一幕幕苦情戏将古代妇女的善良、坚韧、恪守刻画得淋漓尽致。影视剧借古讽今的含义不言而喻。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围绕着“贞操”展开的论争反映了当代中国性道德上混乱无序的现状。传统观念已经坍塌，新的观念尚未建立。贞操不再被当作美德来推崇，但中国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使得贞操无法与道德完全剥离，西方的“性解放”又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是“贞操之战”打响的根本原因。那么，今天我们还需要贞操吗？答案是肯定的，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守贞”运动表明西方人对“性解放”的反省。其实，贞操更应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来提倡，这是一种理智的、有节制、负责任的生活方式，是将对自我的控制体现在对身体的束缚上。我们今天需要的正是这样自律的精神和开放、宽容的心态。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