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会谈开始后，琉球问题还是被提出了。《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有如下记载：

七时半应罗总统之宴，直谈到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而今晚所谈之要旨，一、日本未来之国体问题；二、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问题为重心，余甚赞罗对俄国共产主义之政策，亦能运用成功以解放世界被压迫之人类，方能报酬于美国此次对世界战争之贡献也；三、谈领土问题、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为我专有为妥也；四、日本对华赔偿问题；五、新疆及其投资问题；六、俄国对倭参战问题；七、朝鲜独立问题。余特别注重引起罗之重视，要求其赞助余之主张。八、中美联合参谋会议；九、安南问题。余极端主张战后由中美扶助其独立并要求英国赞成；十、日本投降后，对其三岛联军监视问题。余首言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但他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明白表示可否也。今晚所谈者尽此而已。[31]

11月25日（星期日）下午5点，罗斯福与蒋介石再度会面。据罗斯福总统的儿子Elliott Roosevelt的说法，蒋、罗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特别提及中国的共产党人”。他们还讨论了在缅甸和孟加拉湾的作战行动。[32]这次见面中可能提及琉球问题，但美国外交档案开罗会议部分11月25日的记载中并无记录，蒋介石日记该日条下涉及与罗斯福照相、会谈的部分也没有相关说明。11月26日下午，蒋、罗、丘正式会谈，除了讨论中缅印区域的战争方案外，也涉及前几天提及的一些问题，如中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货币稳定）、中美经济委员会的建立、驻华美军的费用、日据太平洋岛屿的部署、战后西太平洋的安全维护、大连港的国际化、莫斯科外长会议的成果、战后国际组织的总纲、成都机场建设费用的支付、九十个师的装备等。美国外交档案没有11月26日晚蒋-罗谈话记录，但“编辑说明”中说，蒋曾在会谈中提及外蒙归还问题，[33]但这一问题关涉苏联的态度，后来的三国“共同声明”没有谈及。从会谈议题来看，这次会见很可能讨论过琉球问题，但档案中没有记载。因此，我们的讨论只能集中于对《蒋介石日记》中11月23日的记载和开罗会议档案中11月23日档案的分析。

在上引11月23日日记中，蒋介石重申了中美共管琉球的方案，未谈琉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但提及了另外三个理由，即“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为我专有为妥也”。[34]从上述各条、尤其是第一条推测，蒋介石或者担心提出将琉球与台湾、澎湖列岛一并交还中国，会引起美国的不安；或者认为美国正在猜忌中国对琉球的态度。如前所述，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对琉球地位做了不同于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北四省的界定，这里说“安美国之心”显然是针对美国的动机而言的。因此，所谓中美共管“比为我专有为妥”，并非因为“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而是考虑美国的实际用心。如果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并在战争结束后，始终坚持琉球的国际托管或划为非军事区，而不是让美国军事占领，琉球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但他显然没有抗拒美国的力量和意志。这一点也可以与后面谈及的战后日本的占领问题相互参照：罗斯福提出以中国为主派兵占领日本，而蒋介石说“此其有深意存也”，显然有相互摸底的意思。大概也正由于此，11月25日（星期日）的日记中说，“昨二十五日在罗寓照相完毕，客散后，余留罗寓与罗约谈半小时，说明余昨天所提关于政治方案，乃为个人之意见”云云。[35]这则日记未必专对某条方案而言，但前述问题是肯定在其提出的政治方案中的。蒋、罗会谈气氛很好，但美国方面承诺多为口惠，实际支持很少；罗斯福甚至对于斯大林对日参战的承诺、丘吉尔定期进攻安德曼岛的计划，以及中太平洋被选为攻日主要战场（从而缅甸战场的重要性已经降低到第二位）等等事关中国抗战大局的事情，也没有向蒋通报。[36]因此，良好的气氛与相互试探是并行不悖的。

按照11月15日日记，蒋介石将琉球与朝鲜相提并论，但为什么他在会谈中先后提及朝鲜、暹罗和安南的独立问题，但始终没有提及琉球的独立问题？这很可能与“安美国之心”的考虑有关，即蒋介石已经从地缘战略上看到了美国在战后不会愿意放弃对琉球的军事占领，也未必真心想将琉球交给中国独立管辖。如同晚清李鸿章无力介入琉球问题一样，蒋介石并无抵抗美国意志的实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蒋介石对琉球与西藏等中国属地的区分来看，他的立场也与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关。按照这种世界观，它并不将传统朝贡关系（包括宗主关系）等同于主权关系。琉球与中国王朝的宗属关系长达五百年，但中国王朝很少干预琉球内政，这与萨摩藩武力入侵后即在那霸设立“在藩奉行”直接干涉琉球内政很不相同。[37]在蒋介石的视野中，台湾、澎湖列岛与琉球有所区别，前者属于中国的直接行政管辖范围；后者与中国的朝贡或宗主关系并不同于前一种关系。因此，前者必须收回，后者只能托管—他排除了日本对琉球的控制权，即表示不承认明治以降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但又没有用“收回”的模式规范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所谓美国与中国共同托管是从战后国际关系和区域内部的力量平衡着眼的。蒋介石的这个选择与战争/冷战的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从一个侧面提示了台湾在冷战格局中与琉球的不同位置。朝鲜、暹罗、安南、琉球以及缅甸境内的王国与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有着密切关系，蒋介石将这种关系视为一种为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道德义务，而没有将这种关系视为主权关系；他的思考力求将中国历史所提供的世界图景与中国民族革命所提供的价值做某种结合，以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就此而言，蒋介石的立场与英国力图维护其在亚洲地区的殖民主义体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11月 23日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会谈，美国外交档案中也有记载，但这份记载是从中文记录翻译为英文的。美国外交档案的“编者按语”(Editorial Note)云：“没有发现有关这次会谈的美国官方记录，显然双方均未准备。1956年，在回应编者的询问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董显光（Hollington Tong）博士确认中华民国档案中有一份有关这次会谈的中文摘要记录稿。”美国外交档案中的这份资料及其英文译文都是由台湾当局提供的。“编辑按语”同时指出：这份中文记录稿与Elliot Roosevelt的回忆有些出入，其中若干内容记录中没有涉及，比如中国联合政府的结构；英国在上海和广东的利益；美国而不是英国军舰以中国港口为基地的未来行动；马来国家、缅甸和印度的未来状况等。[38]这里提到马来国家、缅甸和印度的未来地位，都涉及英国殖民地问题，后来的三国“共同声明”中没有相关内容。事实上，1943年，围绕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的矛盾，英国打算放弃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而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英国外交部的一份题为《西藏与中国宗主权问题》的档案明确宣称：“中国为了求得远东战后的安宁，其计划与宣传的目的在于，使英国所统治的印度、缅甸和马来亚等地获得独立。就这后两者而论，真正的动机无疑是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统治扫清障碍”；“为了对西藏要求彻底独立的主张给予有效的支持，我认为，我们应当放弃我们从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的意愿。”[39]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11月15日日记中提及应由中国提出暹罗独立问题，但三国“共同声明”中只是将朝鲜独立问题单独列出，这应与英国的态度有关。开罗会议期间，中美谈得比较深入，态度上也比较“诚挚”（蒋介石语），而英国由于不愿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屡屡与中方发生争执。在《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呈蒋委员长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的“英方可能提出之问题”条下亦曾列出“西藏问题”和“九龙、香港问题”。在“西藏问题”条下列有如下注文：“本年八月间，宋部长与英外相艾登曾在伦敦谈及此问题，双方意见相去甚远，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在“九龙、香港问题”条下又有如下说明：“九龙为租借地，归还中国固属毫无疑义，惟在英方视之，九龙与香港属一问题，而香港为割让地，其法律地位与九龙不同，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40] 在王宠惠与艾登的会谈中，围绕西藏问题，中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亚洲殖民地问题上，英美的态度很不相同：美国希望英、法、荷等欧洲宗主国能够效法其在菲律宾的做法，允许殖民地获得独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主张相互一致，而英国则力图维持其帝国统治，并拒绝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41]事实上，《开罗会议》宣言最终能够将朝鲜独立问题列出并非易事，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为蒋介石准备的开罗会议预案中特别将朝鲜独立问题列为单独一条，并做了详细“说明”：对于朝鲜独立问题，“苏联目下因对日关系，大概不愿有所表示；英国因影响印度问题，恐亦未必首肯，英、美如不统一，美国势将踌躇。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国如单独承认，将与世人以同盟国家发生裂痕之恶劣印象……”[42]会谈期间，围绕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条文及朝鲜独立的条文及其修辞，中英双方均有不同的意见及讨论，[43]英国外交次长贾德干甚至以英国内阁此前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及需要顾及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为由，建议删去有关朝鲜独立的一段。在中、美双方的坚持之下，这段文字始获通过，成为共同声明的一部分。[44]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在其日记的“上周反省录”（蒋每周、每月、每年在日记中插入反省录）中说：“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已经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然今后若不自我努力奋勉，则一纸空文，仍未足凭尔。”[45]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如果参照谈判过程中的上述争执和曲折，蒋介石日记将《开罗宣言》列入朝鲜独立问题视为重大成果之一，是很可理解的。

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的态度需要参照整个会谈涉及的问题给予分析。在这里，我根据美国外交档案英文本和《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中所收开罗会议中文档案对蒋-罗会谈再做一介绍，以与蒋介石日记中所记各项对照。为了准确起见，涉及琉球及相关问题部分，我在用中文介绍美国外交档案所载内容的同时，在注释中抄录关键部分的英文原文记录备考，同时插入中文档案有关文字。会谈记录涉及如下各项：一、罗斯福总统提出中国未来应该作为四大国（美、苏、英、中）之一参与这一机制的一切决定；二、关于未来日本的国体，蒋介石提出应由日本人民决定，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留下影响国际关系的持久后患；（中文档案原文：“至于他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因为战争胜利，便去过问一个国家的国体，实在并非上策。而且，日本的天皇制在其民族的精神构造上自有地位，西方人未必会有认识，而同为东方人的中国人则是比较了解的。”[46]）三、罗斯福总统提出中国应该在军事占领日本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蒋介石表示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此一责任，中国愿意在美国的领导下参与行动；四、关于战后赔偿问题，蒋介石表示可以用实物赔偿，将日本在华物资归还中国，罗斯福表示同意；五、“蒋介石与罗斯福一致同意，战后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旅顺和大连也必须包括在内；罗斯福总统随即提及琉球问题，不止一次问及中国是否要求得到琉球，委员长回答说，中国将同意中美共同占领琉球，最终参与由一个国际组织委托的两国联合行政机构。”[47]罗斯福又提及香港问题，蒋介石建议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先与英国当局谈。六、“与军事合作相关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建议，中美战后应该形成一定的安排，保障两国在遭遇外国入侵时能够相互支持，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各基地保持适当的军事力量，以确保其能够有效地分担阻止侵略的责任。委员长表示同意这两个建议。委员长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必要援助，用以武装中国陆、海、空三军，以加强中国的国防，并能够承担国际义务。蒋委员长也提出，为了获得相互安全，两国应该安排陆军与海军基地以便双方使用，中国并承诺将旅顺作为中美联合基地。罗斯福从他的角度建议，在有关亚洲事务中，中美应在做出任何决定前相互协商。委员长表示同意。”[48]七、罗斯福提出美中应就朝鲜、印度支那和泰国的未来状态达成谅解。蒋提出给予朝鲜独立的必要性及两国共同支持印度支那和泰国争取独立；八、蒋提出战后经济援助问题，罗斯福表示将认真考虑；九、关于蒙古和唐奴-图瓦问题。罗斯福问及唐奴-图瓦的现状及其与周边的关系，蒋回答说该地在被俄国强夺和分割之前为中国外蒙古之一部分。他提出唐奴-图瓦和外蒙问题必须设定一个时间与苏联谈判。[49] 十、联合参谋部问题。蒋提出建立中美联合参谋部；作为一个替代方案，中国也可以参加英美联合参谋部。罗斯福答应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商量此事。[50]

对照蒋介石11月23日日记的内容，这个摘要记录稿显然更为详备。这里对比一下蒋日记与备忘录中可以相互补充的内容。除了外蒙问题及唐奴-图瓦问题在蒋介石日记中未载外，最为重要的出入是如下几条：第一，蒋日记中提到了共产主义及罗斯福对苏联的态度，而摘要记录稿中没有提及；第二，记录稿中提及战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作，其中罗斯福提出美国将在太平洋保留适当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的问题，中美互用军事基地及相互驰援的问题，以及蒋介石承诺将旅顺作为联合基地的问题，都是关键性的内容，但日记中没有记载。美国在太平洋保持军事力量以防外敌入侵的说法明显是针对苏联的。从这几条内容来看，除了蒋早就认识到琉球地位与台湾不同外，他在会谈中也意识到了美国对于这一区域的战后安排、尤其是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存在有着长远的规划。从蒋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态度看，他显然准备积极配合美国的安排。[51]如果将这一问题与蒋介石日记在记录罗斯福以中国为主军事占领日本的建议后面所加的评论—即“此其有深意焉，余亦未明白表示可否也”—综合起来分析，蒋可能意识到了罗斯福正在试探中国对于战后地位的设想。如果参照蒋介石要求将日本国体问题交给日本国内进步力量决定的态度，中美两国在战后日本的政治安排方面，也有不同的出发点。从摘要记录稿的英译看，罗斯福并未提及要将琉球交给中国，英文原文“The president then referred to the question of Ryukyu islands and enquired more than once whether China want the Ryukyu”表达的是一种探寻（enquired more than once whether…），而且不止一次之多。罗斯福表示在太平洋保持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的想法，是否已经在暗示美国对于琉球的兴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要在罗斯福问他是否愿意要琉球时不但表示了不愿“专有”，而且还说中美共管的建议是为了“安美国之心”，又一再表示愿意在美国领导下协助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呢？

开罗会议发表的三国“共同声明”没有涉及琉球问题。美国外交档案中保留的“共同声明”的美方草稿（初稿与修订稿）和英方草稿中也都没有提及琉球。这三份文件都提到必须从日本手中将其在太平洋地区占有的岛屿（许多是强大的军事基地）永久剥夺，及归还台湾、满洲等地给中国。在美方修订稿的第三、四节，有如下文字：“我们确定，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诸岛—其中许多违背日本的特殊而确定的非军事化承诺，已经成为强大的军事基地—必须从日本手中永久剥夺”，“日本背信弃义地从中国盗走的领土，如满洲和台湾，当然应该归还中华民国。所有被日本用暴力和贪婪攫取的土地必须被解放。” [52]英国的备忘录打印稿上则用钢笔在台湾（福摩萨）后面加上了澎湖列岛的字样。两份草稿和最终的《开罗宣言》都提到了朝鲜的解放和独立问题，而在蒋介石日记中被视为与朝鲜历史地位相似的琉球（以及暹罗）并不在“共同声明”涉及问题之列。《开罗宣言》的正文说：“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53]

在二战期间，外蒙古、暹罗、安南、朝鲜、琉球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处境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战后命运均必须置于整个殖民历史与战争形势、大国势力的消长、尤其是美国对于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和霸权谋划中观察。换句话说，琉球问题是在殖民主义历史、太平洋战争和冷战的复杂关系中形成的，也是在近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中产生的。根据上文的分析和推断，琉球在冷战中的地位早在1943年就已经确定，那时战争尚未结束，但战后安排问题已经提上了大国的议事日程。如今，苏联不复存在，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的存在理由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的格局已经重组。琉球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不仅关涉琉球的命运和亚太区域的持久和平，而且也关涉对于现代世界秩序及其未来演变的重新理解。

中国与英美之间在琉球、暹罗、朝鲜等问题上的讨论也显示了传统内外观与由主权概念所规范的民族国家的内外观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现实政治中，这两种世界观产生了重叠关系，但两者之间并不能够互相界定。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叙述中，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的崛起、中国的衰落，以及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腐败、中国在技术和军事上的无能，是描述中国危机的基本尺度。这个描述客观地呈现了民族主义时代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及其后果，至今仍有相当的说服力。但它没能真正揭示出的是一种世界性的关系和规则发生的巨变。除了在民族主义框架下构思崛起之道外，民族主义叙述的真正问题是不能产生一种有关世界关系的新的规则和图景—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就在于它根据西方的利益要求确立了新的规则并将这一规则普遍化，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不能不触及规则本身的重构。因此，在讨论冷战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时候，还需要追问我们是在哪一种世界观的视野内讨论—是民族主义的框架，还是前或后民族主义框架？没有这一自我追问，也就没有对于19世纪以降形成的这个所谓“普遍规则”的突破。

琉球的政治选择

美国对琉球的占领和驻军也包含着对某种历史关系的确认：在日本本土驻军和在琉球驻军是存在差异的—战后美国在日本有大量的驻军，随着日本在战后的恢复，它对自己的主权的追求日渐强烈，美国面临来自日本社会的巨大压力，它不得不将主要的军队驻扎在琉球。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驻军驻在琉球。其实，美国并未弱化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不但其指挥系统大大强化了，而且2005年10月29日日美就防卫问题达成合约，其主要内容就是进一步强化自卫队及日美军队之间的一体化。2008年，在动力性航母小鹰号（驻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港）退役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尼米兹核动力航母，原先的所谓日本本土的“无核化”神话也就不存在了。核动力航母的配置显示了美军在全球战略中对横须贺港的高度重视。根据日美协商，2014年美国将琉球的普天间机场归还日本，在此之前，美军约8000人及其家属9000人迁往关岛，日本政府承担102.7亿美元建设费中的60.9亿美元。其实，在军事技术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即便有一天美国将驻军大部撤往关岛，也并不减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控制。因此，对美国霸权的批评若仅限于本土或本地的范畴，就不可能触及美国霸权的根本；最为有力的批判来自将本地的斗争与全球关系进行综合的能力。

在战后日本的恢复阶段，美国可以把琉球看成是自己的基地，而不是在日本的基地；即便琉球已经划归日本管辖，但在心理上，日本本土与琉球的差异是存在的。美国人带着西方的眼光进入这个区域，却很清楚这个区域内部的差异是存在的--它利用日本近代的殖民主义历史，将自身插入由这个殖民主义历史造成的差异之中。如果更深入地去追究这个问题的话，在前一个世纪发生的基本规则的大转变就会呈现出来。19世纪以前的模式不复存在了，琉球王国消失了，朝贡关系瓦解了，但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占领机制，构成了亚洲区域的特殊的历史问题。因此，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

琉球的非军事化有利于区域的和平，但究竟怎样定位琉球在未来区域秩序中的位置，琉球社会运动一直存在着讨论和分歧。我认为这类讨论的模糊性源自我们所处的世界关系之中，这个世界关系并不提供另外一种有关世界关系的想象空间。主权关系不是一种孤立的关系，不可能由单一民族主体加以实施，在这个意义上，琉球问题的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我在上文中曾涉及两种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理解，一种产生于革命、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脉络，另一种产生于前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文化关系，这两种视野在今天都消退了。即便偶尔被记起，也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想象的一部分。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清晰的政治目标，这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三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如果离开了其他两个条件，其中任一目标都可能走向自身的反面。比如，为了争得自己国家的独立或生存空间，不顾及其他民族—尤其弱小民族—的解放，这个国家要独立就可能演化为近代日本式的帝国主义。如果只是将民族目标放置在中心，而忽视人民的需求和地位，民族-国家现代化就只能转化为强国主义并掩盖内部的不平等；如果没有普通人民要求变革现实关系、建立新的秩序的努力，有关国家、民族的想象就常常为少数统治者所利用。因此，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内在关联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进程，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国家、民族或阶级等范畴的本质性规定。在今天，二十世纪政治的上述三大目标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适用于今天琉球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目标。任何社会斗争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社会身份，但如果将身份政治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身份政治，又会产生新的扭曲—台湾的身份政治所产生的社会分裂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因此，琉球的政治主体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这个思考不仅迫使我们重温历史的遗产，而且也会引导我们对21世纪的政治给出全新的回答。

2008年10月22日-200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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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楚南拾遗社，1909年译印，第231页。这里关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均参见和引自解晓东：《岩仓使团与日本现代化》，《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卷2期（2006/03）, 第68-71页。

[2] 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第161—162页。

[3] 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三卷，岩波书店，1981年，第329页。

[4]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3页。

[5]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2005, 第38页。

[6] 同上，第57-58页。

[7] 攻占琉球与侵略台湾存在着连带关系。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后，萨摩藩诸侯岛津齐彬就建议说：“英法既得志于清，势将转而向东。……故我之入手第一着，当以防外夷为上策；或助明末之遗臣，先取台湾福州两地，以去日本之外患。虽取此二地，即我萨隅之兵已足；惟无军舰，则不足以争长海上。故当今之计，又以充实军备为急图。”见同上书，第63-64页。

[8] 参见拙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4。

[9] 同上书，第64-65页。

[10]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三，页29-30, 见同上书，第72页。

[11] 《台湾‘蕃’地征伐要略》，《对支回顾录》，页53-54, 转引自同上书，第65-66页。

[12]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页36-39, 引自同上书，第78-79页。

[13] 卿汝楫：《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引自同上书第105页。

[14] T.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Vol. I. pp. 476-477，引自同上书第106页。

[15]宫崎寅藏号滔天，孙文的坚定支持者。曾帮助在日避难的孙文联络在日华侨。1902年，发表自传《三十三年之梦》，详述与孙文的革命历程，成为研究孙文、辛亥革命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后又为中国同盟会的建立而奔走，是同盟会最早的外籍会员之一。

[16]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19页。

[17] 荒木精之：《宫崎八郎》，《祖国》1954年5月号，第182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20页。

[18]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1976,第109页。引自同上书，第120页。

[19] 魏德迈回忆录第十三章说：“蒋委员长并未被邀请来卡萨布兰卡开会，中国的要求，也未给予认真的考虑。……中国要求在盟国会议占有一席发言地位的呼声，也被弃之不顾。这都是英国作祟，它影响了我们的思想与战略。”陈纳德在《我与中国》第十章中也谈到“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对英国政府封锁滇缅以免获罪日本人的决策……大感愤怒”等等。《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十二），国立编译馆主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1996, 第5768-5769页。

[20] 维辛斯基于1946年起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49年起担任外交部部长。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即由他与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共同签字。

[21] 《四国宣言》全文见《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十二），第5931-5932页。

[22] 同上，第5934-59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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