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平洋地区（包括夏威夷以西太平洋海区及海上和沿海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是认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随着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更为重要。因此，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一个较全面和透彻的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战后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历史、冷战结束的影响和90年代可能出现的趋势三个方面作些探讨，有误漏之处，请予指正。

一、战后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历史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过三个阶段性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和它的霸权主义政策。这是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始终不变的因素。

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新中国的成立。在此大约5年期间，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目标是维护和加强美国在该地区取得的有利地位，保证西太平洋地区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为达到此目标，美国采取了四项重大措施：其一，扶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力图通过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稳定东亚局势，保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其二，压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1〕当时，美日之间三年残酷战争的影响尚在，美国压制日本的措施是十分严厉的；其三，排斥英、法、荷 等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和整个亚洲大陆扩展其经济与战略利益扫清障碍；其四，阻止苏联影响向亚太地区扩张。不过，由于战后初期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战争的破坏也使苏联暂时无暇东顾，因此在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中，针对苏联的成分还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上述四项措施中，扶持国民党政府最为重要。美国认为，“一个稳定、统一、亲美的中国，会是整个亚洲的关键”。〔2〕它必定会成为抑制日本、排斥老殖民主义势力和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有力因素。还在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1月，美国国务院在为罗斯福总统出席雅尔塔会议所准备的文件中就说：“我们建议由我国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的、稳固的和统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3〕为此目的，美国不惜支出几十亿美元和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打乱了美国的计划，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它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

第二阶段，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这个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即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在欧洲，遏制的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在亚洲，则把中国作为重点。当时，“美国在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建立一支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平衡新中国”。〔4〕特别是朝鲜战争后，美国不甘心失败，处心积虑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力图封锁、 孤立和搞垮新中国。为此，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作了如下调整：（1）放弃压制日本军事力量的政策，转而扶持日本恢复和发展武装力量，帮助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建陆海空三军。这是美国在中国大陆建立亲美政权打算落空后而采取的最重要补救措施。美国认为它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一个重大威胁来自中国，想借助扶持日本抵销中国影响的扩大，使日本成为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前沿基地；（2）通过双边和多边军事协定，建立范围广泛的联盟体系，力图构筑一条包围和封锁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长链。从1950年到1954年，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签订双边军事协定，并积极策划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3）将核武器引入西太平洋地区，向该地区派驻重兵，并直接参加对该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依仗此时在核武器上占有的巨大优势，制定了“两个半战争战略”，把中国列为主要打击对象之一，还威胁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报复”。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第7舰队的实力得到加强，第7舰队成为美国海军中实力最强的舰队。美国还直接卷入西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武装冲突甚至对该地区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如发动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到1968年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集结的总兵力达86万余人（越南53．4万，泰国4．8万，日本7．9万，南朝鲜6．7万，菲律宾2．8万，台湾0．9万，海上9．4万），占同期美军总兵力的1/3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却在西太平洋投入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战略重点与兵力部署的不平衡状况，显然有利于真正能够威胁美国霸权地位其实力日益增强的竞争对手苏联。苏联正是利用美国陷在越南泥潭里的有利时机，悄悄地追了上来。待美国有所清醒时，苏联已是可与美国并肩齐坐的有力挑战者了。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对此曾十分痛心地写道：“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有许多事情都是由于战争而被耽误或推迟了”。〔5〕到６０年代末，美国面对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和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不得不再次对西太平洋战略作重大调整。其标志就是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５日尼克松发表的关岛讲话——即尼克松主义的出笼。美国西太平洋战略进入第三个阶段。

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美国谋求从印支半岛的战争泥潭里脱身，集中力量，加强与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争夺。此时，美苏力量对比已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而中美双方又都共同面临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拥有了可观的实力，成为亚太地区不可轻视的力量。这些情况，促使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改变朝鲜战争以来的敌对状态。１９７０年３月，尼克松在致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就正式提出：“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６〕尼克松政府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进行调整的关键。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１９７８年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也标志着美国大体上完成了它对西太平洋战略的调整。此后，里根政府虽又作了一些微调，如加强前沿部署等，但基本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不仅为美国赢得了一段宝贵的时间和相当的回旋余地去恢复越战创伤，重整国力和全球部署，而且还由于它们得以同其他有关国家一道对当时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侵略行径所起的有力遏制作用，而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７〕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意义重大，所以，美国甚至不惜断绝与“老朋友”台湾的外交关系。１９７２年以后，美国第７舰队基本上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印支战争结束后，美国把部署在西太平洋中国当面的军事力量大部撤走。到１９７４年６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就从８６万多人骤减为１６．１万人（日本５．８万，南朝鲜３．８万，泰国３．１万，菲律宾１．７万，台湾０．５万，海上２万）。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其兵力又有所削减。１９８９年底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约１２万人（日本５万余，南朝鲜４．３万，菲律宾１．７万，关岛０．８万）。〔８〕美国除大量减少军事力量外，还将军事部署的重点北移，放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把该地区作为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军事上实行前沿部署的关键。很显然，这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向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军事力量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大幅度减少地面部队，加强海上与空中力量的实力。特别是进入８０年代以后，针对苏联太平洋舰队实力迅速增长，美国也着手加强它在太平洋的海上实力。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７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第７舰队２个，第３舰队５个），１０７艘主要水面舰艇和５１艘潜艇。〔９〕其实力超过苏联太平洋舰队。若再加上日本海军，则占有明显的优势。

美国调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大力推动日本加强军事力量。日本隔海与苏联相望，日本控制的对马、津轻和宗谷海峡，是苏联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深海的必经重要战略通道。苏联向亚太地区进军的第一道冲击波，可能要由日本承担。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无力派出更多的部队到东北亚地区。因此，美国力促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实力，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对抗苏联实力不足缺陷的补充。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的军事实力迅速增长。１９８９年，日本的军费开支达２９７．４亿美元，仅次于美苏，占世界第三位。日本三军总兵力虽只有２４．７万人，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实力不可低估。尤其是日本海上实力的增长令人瞩目，以６３艘主要水面战舰为核心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力在太平洋地区仅次于美苏海军。此外，美国还大力扶持南朝鲜扩充军事力量，减少南朝鲜军队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到１９８９年，南朝鲜拥有６５万人的军队，包括１５００辆坦克，３１艘主要战舰和潜艇以及３００多架作战飞机。〔１０〕美国扶持南朝鲜扩大军事力量，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抗北方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腾出驻南朝鲜美军用于对抗苏联。

美国通过推动日本和南朝鲜增强军事实力，弥补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而在亚太地区兵力不足的缺陷，使美国得以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对苏实行前沿部署军事战略。美国同日本、南朝鲜以及菲律宾的联盟关系，则是美国实行前沿部署和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础。支撑这一联盟关系的，是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前沿部署、联盟关系和核威慑三者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军事部分的基本内容。

６０年代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支援第７舰队派驻在印度洋的分舰队。这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向中东和南亚地区扩张和保障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而采取的重要战略性措施。美国驻印度洋分舰队主要由第７舰队派出（也有一部分第６舰队的舰只），它与部署在地中海的第６舰队遥相呼应，对中东构成南北夹击之势，大大缩减了美国对中东及南亚地区危机反应的时间，成为美国保持在中东和南亚、特别是在波斯湾影响存在的有力支柱，同时也是阻止苏联南下暖洋和保证海湾石油基地及印度洋航线安全的主要力量。在今年８月的海湾危机中，美国所以能够迅速部署军事力量，就是依靠了印度洋分舰队的大力支援。在印度洋，美国不享有基地网的优势（迪戈加西亚基地规模太小）。中东和南亚地区一旦有变，印度洋分舰队就必须侧重依靠部署在西太平洋美军及在该地区基地网的支援。

综上所述，自７０年代以后，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主要内容有三：（１）与中国建立联合抗苏的战略关系，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部分力量，特别是苏联强大的地面部队，减少美国所受到的压力。（２）在军事上以核威慑为后盾，依靠与日、韩、菲之间的军事同盟，充分发挥美国在海、空军上占有的优势及日本和南朝鲜的军事力量，针对苏联实行前沿部署军事战略，把苏联的军事力量封锁在日本海内。（３）支援部署在印度洋的分舰队。在这三项主要内容中，美、日、韩、菲军事联盟是基础（美日联盟又是轴心），与中国建立联合抗苏的战略关系是关键。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云谲波诡。就在人类社会即将迈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际，国际关系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对它的全球及地区战略进行重大调整。

二、冷战结束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去年底以来，东欧诸国及苏联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目前，这一变革仍在继续，重点已从东欧转移到苏联。东欧和苏联发生的急剧变革，结束了持续４５年之久的、以雅尔塔体制为中心的冷战格局。美苏关系全面缓和，并向合作方向发展。

冷战结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影响虽不似在欧洲那么强烈，但足以使该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其影响的核心内容就是长期以来形成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最重大因素之一的苏联威胁的大大减小。随着苏联因素的变化，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自然会发生重大改变。它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１．中美联合抗苏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被大为削弱。共同抗御苏联的军事威胁，是促成中美两国建立战略关系的主要原因。建立和维持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关系曾使中美两国受益匪浅。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处理国际关系上采取“新思维”的态度，美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从那时起，就已有人认为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关系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美国还是把苏联看成是与它争夺霸权的有力对手，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然而，在冷战结束的今天，美苏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已不再是相互敌对的对手。这次海湾危机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这不仅仅是苏联为维持同美国缓和的关系而采取的姿态，更重要的是苏联与美国维护世界稳定的共同利益所驱使。从长远来看，如果苏联经济能够按照苏共２８大上的决定成功地转向市场经济，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上全面合作的最大障碍将被搬除，从而有可能使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现大规模的相互渗透，形成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并最终决定苏联必须走与西方国家合作发展的道路。对于苏联出现的从经济制度上根本变化的可能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已看到，并从外部给予积极的推动。今年６月底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和７月份召开的北约国家首脑会议均决定向苏联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就是例证。

中苏关系也取得重大进展。去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贸易额达到３１亿美元。今年４月，中国总理访苏，中苏双方达成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中苏两国军队间的交往也已恢复。甚至有消息说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某些军事装备和技术。中苏之间６０年代以来的敌对气氛已基本消失。

中美两国都是因为面临共同的苏联威胁而形成相互支援的战略关系。今天，当这一共同面临的威胁大为削弱之时，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降低是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应当怎样应付这一变化。是仅仅把对方当作一张价值下降的“牌”抛出去，还是着眼于中美两国和亚太地区的长远利益，共同努力寻找新的合作领域？这就要看两国领导人能否以远见卓识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和恢宏的气度来规划未来的战略设想了。

２．动摇了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前提。７０年代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对抗苏联的攻势。美国的核武器大部分瞄准了苏联。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实行前沿部署和得以保持与日本等国家的密切的联盟关系，都是为了同苏联威胁相对抗。冷战的结束，苏联军事威胁大为减小。苏联的军事战略已从进攻型转为防御型。据报道，苏联部署在远东地区军事力量的结构已开始发生变化，即从注重进攻变为注重防御。可以确认，在９０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很小。今年７月召开的北约国家首脑会议，已宣布不再把苏联看成敌人。《洛杉矶时报》７月３１日报道美国国务卿贝克出访新加坡时说：“根据贝克的观点，苏联被视为潜在的朋友和伙伴，而不是美国在亚洲的头号敌人”。在最近处理柬埔寨问题和海湾危机上，美苏已表现出积极合作的倾向。

苏联威胁的减小和美苏关系性质的变化，使美国以对抗苏联为主要内容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前提发生了动摇。美国的战略成了失去对手的战略。甚至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集结一支针对苏联的庞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都成了问题。今年４月发表的美国国防部报告《亚太地区战略原则：展望２１世纪》中就承认：“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目前苏联国内和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前景发生了变化，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现在被看得不那么重要了。”美国国内要求减少美国驻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这类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国会中形成决议，并在政府外交政策中反映出来。因此政府是不能让这种失去对手的战略长期继续下去的。

３．日本未来地位的前景复杂化，所谓“力量真空”的出现，有可能引发填补“真空”的斗争，并使该地区已存在的各种矛盾趋于激化。

美日军事同盟是美国维持西太平洋地区联盟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环。６０年代末以后，美日军事同盟的主要任务是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的扩张。苏联威胁的大为减小，将使以抗御苏联扩张为前提的美日同盟关系趋于松散。战后，美国虽然促使日本重建军事力量，８０年代以后，还积极支持日本军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１％的限度。但美国始终没有忘记要将日本军事力量的规模和目标纳入到美国的战略轨道中。因此，日本军事力量的装备来源、力量结构、情报系统等许多关键方面都严重依赖美国。美国部署在日本和西太平洋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对日本来讲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日本的军事保护伞，也是制约日本无限扩大其军事力量的紧箍咒。美国人很清楚，把日本军队这只虎放出笼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需要对它有所限制。对日本来讲，它之所以接受美国“紧箍咒”的限制，主要是因为它面对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而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的保护（特别是核保护伞）。但在苏联已不构成多么严重威胁的今天，美国“保护伞”对日本安全的意义自然要大大降低。美国“紧箍咒”能否长期念下去也就令人怀疑了。对日本可能会独立发展军事力量和建立自己的战略目标的担心，恐怕已不是杞人忧天了。

苏联威胁减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苏联大幅度裁减其军事力量。据今年日本《产经新闻》７月１６日的一篇报道，苏联外贝加尔、西伯利亚和远东３个军区的４个师已被取消，另有１０多个师也准备取消。师的装备也发生很大变化，以前一个师配属２２０至２３０辆坦克，现在已减少为６０辆。这就使部队的进攻能力大为降低。反映了苏联军事战略从进攻型向防御型的转变。今年８月１２日莫斯科电台也说，“苏联在明年４月以前将把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减少２０万人。……在过去５年中，苏联已从太平洋撤出５７艘军舰，在１９９０年底以前还要撤出１６艘军舰”。〔１１〕苏联裁减它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也促使美国削减它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今年３月，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就曾表示，今后３年内，美国将从西太平洋地区撤出１．２万人，占美国目前在该地区总兵力的１０％。苏联若继续裁减其军事力量，美国的削减幅度还会再大些。

西太平洋地区虽不像欧洲那样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但美苏在该地区的对立，仍然是该地区战略格局的基本内容之一。美苏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是长期以来保持该地区战略均势和制约其他各种力量变化的一个重大因素。美苏既是对立面，也是统一体。它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中纵横捭阖，同时也压制了其他一些力量成为影响该地区的战略性因素。然而，美苏在该地区军事力量削减和退出的趋向，有可能诱使长期被美苏争夺的斗争所压制的一些力量发展成为能够或者力图填补美苏遗留下“真空”的角色。其中拥有强大经济力量和相当军事实力的日本最为引人注目。事实上，日本已经出现与美国的战略轨道拉开些距离的倾向。日本国内也不乏要求做军事大国的舆论。日本一名右翼团体的头目就曾叫嚷，“现在是美国把军队撤回国的时候了。日本能够保卫自己”。有报道说，在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公开讨论派军队去维护日本领水以外的防务利益的可能性”。日本防卫厅长官松本十郎就提出：“在海外使用日本军队对劫持日本国民的恐怖主义分子进行‘闪电式军事打击’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次海湾危机发生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一些首脑人物和防卫厅某些官员都表示可以考虑向中东派遣日本自卫队。这一情况在日本战后史上还是首次出现，人们似乎已经可以听到日本向军事大国迈进的咚咚脚步声了。

诚然，日本军事力量的规模还较小。且不说与美苏相比，就是与南朝鲜和越南比也强不了多少。但是，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超级大国，１９８８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就达２８４２７亿美元。日本拥有的强大工业力量和先进科学技术，完全可以保证日本在短时期内成为世界性的军事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从希特勒上台到发动战争，也只经历了７年的时间。当今的日本可比昔日的德国要强大得多。日本还可以利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扩大其政治影响，和某些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主要靠经济力量维系的势力范围。就如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今年３月２日的施政演说所说，“要发挥日本具有的经济、技术力量和经验，积极参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那样一个日本就会成为真正敢说“不”的日本了，并且会具有相当强烈的对外部势力的排他性。而头一批受到挑战的国家中很可能包括美国。尤其是美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很难断言它们不会因此闹翻。美国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势已感到某些不安。在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就有所反映，并明确表示要阻止日本军事力量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的倾向。

除日本的崛起有可能使西太平洋地区目前的战略格局失去平衡外，美苏在该地区力量的削弱，还有可能诱使其他一些国家窥测地区性军事大国的宝座，以填补力量“真空”。这就有可能使地区性的矛盾激化，给该地区造成更多的动荡。在这方面，东南亚地区似乎比较危险。

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使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各种力量重新排列组合时期。这一局面将促使美国对它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又一次进行重大调整。

三、９０年代的可能趋势

西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日本已是占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四小龙”都位于西太平洋地区。近几年新崛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国家，也都属于该地区。１１亿人口的中国也是西太平洋国家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美国在经济上与西太平洋地区联系十分密切，这一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对美国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西太平洋是美国在太平洋实行前沿部署的最前线，是控制整个太平洋和支援美国印度洋分舰队的关键之地。因此可以确认，本世纪结束之前，美国不会把军事力量全部或大部从西太平洋地区撤走，它也不会轻易改变目前在这一地区实行的联盟政策和前沿部署。美国需要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它在西太平洋地区日益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利益。这是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不变因素。

然而，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各种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又迫使美国不能不对它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局势。在９０年代，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调整可能会出现下述几种情况：

１．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调整的重点，将是改变长期以来侧重在军事上联合抗苏的方针，转而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利益为主的方针，即整个战略的重点将从军事转为经济。

长期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前提是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其战略的目标就是遏制苏联势力东出亚太地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和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都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今，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合理足够的防御程度为目标”（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语），军事战略由进攻型转为防御型，对美国的威胁已大为减小。美国自７０年代以来在西太平洋地区实行的侧重在军事上联合抗苏的战略方针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行。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增长。与欧洲相比，西太平洋地区诸国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加上该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技术相对落后（日本除外），集团化组织程度不强，有利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在该地区的竞争。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６年，美国同欧共体的贸易额下降了７％，而与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则上升了２１％。自１９８１年起，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西太平洋占大部分）就超过了与大西洋地区的贸易额。１９８９年，美国对大西洋方向的贸易额为１７００亿美元，而对太平洋方向为２６００亿美元。１９８８年，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贸易额，占美国全球贸易总额的３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也已超过３００亿美元。美苏关系的缓和，美国还有可能加入到大规模联合开发苏联远东地区的宏伟工程中来。这对美国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和减少对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能源的依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在９０年代，美国与以西太平洋地区为中心的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联系会更为密切，这一地区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

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军事力量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利益。正如布什总统今年３月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说，美国安全战略一向追求的目标就是“以增进我们人民的福利”和“致力于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在冷战时期，苏联军事威胁的严峻现实，使安全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因素。那时，经济利益需要服从军事战略。冷战结束，长期由安全因素掩盖着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便突出起来。如近几年美日经济矛盾的尖锐，一方面是因美日间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使美国不堪忍受；一方面也是由于苏联威胁的减小，对美日双方讲，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正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的缘故。

为维护和扩大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将充分利用它部署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影响。美国会竭力保持该地区盟国在军事上对它的依赖，使盟国在安全问题上有求于美国，从而迫使它们在经济上对美国让步。为维护和扩大美国的经济利益，对经济制度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降低双边贸易中美国逆差的状况（西太平洋地区诸国及地区几乎均对美国出超），如压日本签订“消除结构性障碍协定”等。美国的高技术，将作为美国改变贸易逆差状况的有力武器。对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美国除保持与它们的正常经济交往外，还将努力从外部创造环境，促使其经济向市场化转变。美国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上占有的优势，这将成为促进这种转变的主要手段。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今后世界上各种势力的较量将更多地依靠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与科技实力。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中，军事部分的重要性也就会有所降低，而经济与科技部分的地位则会大幅度提高。因此，各国今后将把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争夺作为战略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战略正处在向一个完全新的阶段转变时期，即以侧重军事争夺为主转变为侧重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竞争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仍然不可低估，但将逐渐退居辅佐力量的地位。

２．与战略重点的调整相适应，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也将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首先，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的性质将由敌对转变为防范；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也会作适当削减。到目前为止，苏联仍是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主要目标，因为只有苏联才拥有能够在该地区对美国提出挑战的实力。但美国已经不是把苏联看成是危险的敌人，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的性质正由敌对向防范转变。敌对与防范有很大差别。敌对是对危及自己生存的挑战的反应，而防范则是对潜在威胁的可能性的反应。事实上，美国就是对它的盟国也是有所防范的。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由敌对转为防范，就使它削减驻西太平洋地区兵力成为必然。这已在前面有所叙述，不再重复。但美军减少的幅度和速度不会太大，在９０年代逐渐减少１／３大概是极限。因为在该地区的美军并不仅仅对付苏联，还担负有其他战略任务。

其次，美国军事部署中防范中国的意图将会有所加强。７０年代以后，中美之间形成共同对苏的战略关系。但是，美国始终是把中国列为防范对象的。所谓“中国威胁”也时常出现在一些美国人的言论中。只是由于苏联威胁的紧迫性，“中国威胁”的论调才没有多大市场。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小，中美战略关系重要性的下降，特别是由于去年中国政治风波中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中美意识形态上矛盾的激化，美国又有一些人把“中国威胁”的陈货搬了出来，并且在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也有某些反映。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心表现在三个方面：（１）担心中国国防现代化，会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构成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及其盟国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２）担心中美之间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会激化到压倒国家利益的地步，从而导致敌对；（３）怀疑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会停滞不前，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受阻或被打折扣，使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不能参加解决世界与地区性冲突以及防止核扩散、减少军售、环境保护、反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行列，从而使中国成为“难以预测”和“不稳定”的因素。美国的这些担心所依靠的根据当然是错误的。中国一贯坚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政策也不会变。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是荒谬的。不过，目前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仍然是要维护和发展同中国的正常关系，最近布什政府维持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不反对日本恢复向中国贷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美国国务卿贝克曾说过，“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确有它的安全利益，中国是这个方程式的一部分”。美国要维护和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没有中国的积极合作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加强防范中国的具体措施，可能会包括增加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国家和地区的军事装备的出口，制订针对中国的应付所谓“突然事变”的军事行动计划等。但军事部署上不会有较大变动。

再次，对付“低烈度”冲突的力量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战后，西太平洋地区就一直是世界上冲突和动乱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美国战后打的两场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是在这一地区（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这一地区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差别、贫富悬殊的巨大、民族矛盾的尖锐等诸多问题，预示着在９０年代，这里仍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区。美苏在该地区军事影响的减弱，也会使一些长期被美苏争夺所压抑的矛盾重新活跃起来。美国国防部今年４月的报告中就担忧地谈到，“政治上的不稳定和动乱将成为该地区主要国家的特征”。由于大国直接介入该地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而且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愿意轻易打一场代价高昂的大规模战争，西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冲突将更多地以“低烈度”的形式出现。如颠覆与叛乱活动、游击战、武装快速突袭、恐怖主义行动、劫持交通工具和人质等。“低烈度”冲突虽不会对美国的生存安全构成挑战，但它会严重破坏正常经济活动的运行，因此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却是个重大威胁。所以在９０年代，美国将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对付“低烈度”冲突的能力，如配署快速反应部队、增加用于对付此类冲突的专用装备、加强美军本身及与盟国联合对付“低烈度”冲突的训练等。有报道说，美国已着手在冲绳建立“城市战”训练中心，为对付“低烈度”冲突作准备。

最后，美国将加强对印度洋分舰队的支援力量。９０年代，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第７舰队将继续担负对印度洋分舰队的支援任务。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如果说以前印度洋对美国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诸如维护海上航线安全、阻止苏联势力南下暖洋以及可以在那里部署弹道导弹潜艇并对苏联中亚地区构成核威慑等军事方面的话，那么今后将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方面。印度洋地区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这一地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十分巨大。美国、西欧、日本等国所需相当一部分石油来自于印度洋的波斯湾地区。环印度洋周边的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泰国、印尼、新加坡、埃及、伊朗、伊拉克等国都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未来这一地区也将会出现同西太平洋地区一样旺盛的经济活力。这一趋势已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而日本已经捷足先登了。今年５月日本首相出访南亚诸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日本与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美国当然也是不甘落后的。美国需要继续在印度洋保持一支军事力量，以维持和扩大美国影响的存在。为加强对印度洋分舰队的支援，美国目前还不会轻易放弃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国失去克拉克和苏比克基地，它支援印度洋分舰队的基地就得后移２７８０公里到关岛和加罗林群岛一线。这就意味着军舰即使以３０节的高速连续行驶，也要多走４８个小时。在现代战争中，迟早４８个小时，可能正是胜败的关键。美国还将为第７舰队增加核动力舰艇，以延长舰队的持续巡航时间。目前，第７舰队已经是美国海军中拥有核动力舰艇较多的舰队了。此外，美国在关岛和加罗林群岛上的基地也将得到加强，以便为可能失去的菲律宾的基地作准备。

３．维持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均势，阻止打破这一均势的其他势力的出现，将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６０年代末以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苏三足鼎立，在力量对比上各有所长，基本上保持着力量均衡的态势。这种局面有利于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对中美两国都有有利的一面。因此对美国来讲，当然不希望这一均势局面被打破。在今年４月的美国国防部报告中就指出，美国要在西太平洋地区“维护均势，以防止任何地区性霸权主义的出现”。表达了美国力图维持该地区均势局面的愿望。这里的“任何”二字意味深长。显然，它包括了美国的长期盟友日本，反映了美国对日本军事力量发展前景的某种防范意图。因为事实上只有日本才有实力打破西太平洋地区目前的均势局面。日本《读卖新闻》对此曾分析道，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表明了美国政府要阻止日本军事大国道路的态度”。时事社认为，“驻日美军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即由过去保卫日本以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转变为监视日本”。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本基地司令亨利·斯塔克波尔少将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日本的邻国都不希望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因此，如果我们退出美日安全条约，这肯定会成为亚洲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对日本军事力量防范意图的画外音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强烈要求日本进一步承担大部分驻日美军的费用，就是限制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一项具体措施。如果美国的要求被日本所接受，日本将被迫供养一支不是服从于日本政府而是听命于美国的军队。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也将因为缺少财政保障而难以大幅度扩大，日本也就很难成为军事大国。总之，日本要做经济与政治大国，美国是不会有什么疑虑的。但要做军事大国，美国是要反对的。

美国还会竭力阻止其他试图打破西太平洋地区均势的因素发展壮大，反对企图建立地区性霸权的国家扩张其势力和影响。因为任何试图打破西太平洋地区均势的行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从而威胁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战略利益。

当然，上述几种情况是否会出现，还要看西太平洋地区各种力量的消长以及整个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美国必定会对它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因为这一地区的战略格局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注释：

〔1〕F. C.琼斯、休·博顿、B. R. 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１９４２－１９４６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７４３页。

〔2〕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第９６ 页。

〔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p.354.

〔4〕Kalicki, J. H.,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5, pp.17-18.

〔5〕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中册，第４９５页。

〔6〕《尼克松１９７０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５页。

〔7〕张静怡：“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因素：回顾与展望”，中华美国学会等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第３８页。

〔8〕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 London, 1989, p.26.

〔9〕Ibid., p.26.

〔10〕Ibid., pp.165-166.

〔11〕《北京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