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会：

    刚才汪晖老师讲到非洲，我想问，从对外哲学这一层面来讲，我们对于非洲的困惑是什么？中国与全人类在这个层面怎么互动？我们不能说引领，暂时说是互动。我们的对外哲学，可以涉及或者统辖其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说中国商业文化本身的不成熟、比如具体的战略和对某一个国家的政策、还有像赞比亚发生的冲突。归结起来，是不是这关乎我们与全人类下一步应该向哪一个方向发展？是一个价值和模式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个人思考过，却没有答案。我非常想知道汪晖老师是怎么考虑的，谢谢！

汪晖：

我不是非洲专家，我只是去过两次，做过一点点了解，与当地学者讨论。感觉到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政策上。虽然我们有中非论坛，但当地人感觉很多政策连贯性不够，当时一个非洲人和一位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秩序？如果没有价值的方向，你到底怎么行为？

现在很明显有两个方向，一是原来的旧的国际主义路径的延续，但这些遗存越来越淡；另一个更重要的，是以资源需求为主的经济利益。在满足资源需求的同时，中国做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这些建设虽有争议，但一方面量大，一方面跟欧洲殖民主义时期比较，要好很多。

我们讲融入世界秩序，也讲世界新秩序。如果我们只认为要融入到西方主导的、过去形成的秩序，我们在非洲不会受欢迎。因为这不过是又来了一个新的殖民主义者。我希望“中国到底要怎样的世界秩序”成为一个完全的新问题。我不是代表政治家说话，但是至少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家对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也是不清楚的。虽然非洲论坛设定的一些目标，表面看来还是很不错的，可是实际做的离的很远。

第二方面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困难。我自己在大学工作，看看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可以知道，其中为关于世界、尤其是非西方地区所提供的真正的研究基础，有多少？这是非常非常弱的，它为思考这个世界所提供的空间也同样是非常弱的。我们的社会科学，基本上用的是最主流的社会科学我们没有一套根据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些不断涌现的问题，对中国看起来很边缘，但是事实上影响非常大。

刚才刘海波先生提到自主性和开放的问题，我自己写过一篇文章《自主和开放的辩证》，如果在开放条件下，没有自主的对世界的认识，你是不可能形成你的价值的。你永远是被动的，不能够看到自己的历史，也没有自己的目光。我在这里引用别人的一个观点：看中国对待利比亚、叙利亚、非洲冲突问题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会说现在非盟如何、阿盟如何。问题在于，这些组织都没有形成共识，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怎么分析他们社会里的需求。不是为其辩护性，而是了解它的需求。这个工作对中国知识领域提出的很大挑战。

    我自己越到这样的地区越觉得无知，你在这些地区碰到的严峻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文化困境的一部分。谢谢！

秦晖：

    最近在炒赞比亚的事情，西方发达国家的网站中，很多人指责说西方报道有偏见，尤其最早报道的《伦敦每日电讯报》。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发达国家的网站上，有很多为我们鸣不平的言论；但是国内的网站，像关天和凯迪这类自由化的，评论都是“把国内那一套弄出去碰壁了吧，你认为非洲人像中国人那么好欺负吗？”一类的言论。甚至主流媒体网站的评论也是这样的说法。这个事情的确值得我们深思。非洲人看殖民压迫肯定是非常反感，反感在西方人他们对自己人不错，但是欺负非洲人。可是现在非洲人看我们中国是什么状况？或者中国人看这个事情是什么状况？——你想在非洲用欺负中国人的办法来这么搞，是搞不通的。

    有一个到非洲去的人讲，你以为在非洲中国人有多高的地位，中国人在非洲的地位比非洲人还要低。意思就是说，对非洲人来讲，他们对西方的不满，是要为自己争取西方人对西方人的同等待遇。可是很少有非洲人希望，在中国人那里受到强势者的待遇，把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的那一套搬到非洲去。我们讲的所谓的软实力不足，我觉得其实就在这个方面。谢谢！

【主持人】

   谢谢嘉宾的精彩发言，谢谢梁晓燕女士的主持。现在进入第二场论坛，论坛的嘉宾：

 秋风  《文化纵横》杂志社高级研究员

    戴志康  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林炎志  原吉林省委副书记

 请大家上台！

秋风：

各位下午好，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场论坛。大家来看，幕布正中间写的四个大字“文化重建”，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讨论的问题：面向传统与世界的中华文化重建，这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题目。如何在传统与世界的互动中重建中华文化，其实是我们一百多年来一直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到了今天还没有解决。今天把五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人士请到舞台上，给大家分享他们的思考。第一位是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先生，第二位是政治实践者和思考者林炎志先生，第三位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盛洪先生，第四位是北大法学院的强世功教授，第五位是人民大学的温铁军教授。

    他们的都深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并且深入的介入到现实中，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都有非常深入的思考，都具有世界视野，今天让他们谈这个话题是最合适的。

    刚才上一节有了一个规则，我们每位嘉宾用七八分钟的时间阐述一下你们对于如何在当下的中国，面向传统和世界重建中华文化这一问题的思考纲领。

戴志康：

   可以用跟前一场不太一样的方式，我来提问题，大家回答。我是一个搞建设的人，经常遇到“重建”问题，我拿做房地产开发商的经验来讲文化。大家都说文化有困境，我觉得没有。四年前，我跟着杨平兄一起搞这个杂志时当然有一点担心。实际上，这几年我思考感觉，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困境的问题。重建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原来的东西拆掉了。所有的政府和开发商都愿意把原来的东西拆了，目的是为了建更多的楼，所以没有什么困境。拆的人非常高兴，被拆的人只有少部分人不开心；有很多人等着拆，因为有补偿，拆了会赚一点。整个文化重建和整个现代化重建过程中，大部分人是喜欢过程的，只有小部分人不喜欢。像毛泽东就是搞拆迁的，一部分被拆的人是右派，还有一部分代表着传统精神的那些精英们，也被拆掉了，所以这些人很有反对意见。但整体来说，我们都期待建设的出现。重建，是我们拆完了建什么的问题。我们拆了别墅、拆了四合院、拆了江南园林，如果我们是把过去的小桥流水建成高山流水，我觉得就能解决传统和现代的对接。可是现在，我们建的都是美国式欧洲式的楼，感觉跟我们小桥流水文人生活的美妙东西就不一样了。

    虽然住着有空调有汽车的新社区，但是好象跟我们的生活传统有一点隔阂。然后有一些人住的房子很大，有些住的很小，很不平等，大家很不开心。如果我们重建，能不能高楼里面还有与我们千年文人精神所吻合的东西。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哪里建？中国人这么多，除了在960万平方公里里面建，能不能建到外面去？我们能不能在全球去建？过去我们社会的扩展和扩张，都是野蛮人的入侵带来的更大片的国土。我们的文化是用软的消化硬的，所以都是被别人“借壳上市”。今天，我们实际上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主动扩张，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时代。中国人能不能去非洲，去建我们的大厦，建我们的现代化？当年一批欧洲人到美国去，把印第安人的土地全征用了，把他的宪法建的像有限公司的章程一样，带来了自由、民主平等，把全世界办成美利坚合众国有限公司。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林炎志：

我感觉这个题目很大，中国这个概念更大，21世纪也是个不得了的概念，我想争取努力活到21世纪中叶，这几个概念大到我力所不能及。我长期做党政工作，在矛盾第一线，过去能看到暴露困境的内刊。我承认这个命题是对的，但是我能提供的是小的课题。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第一，我建议应该有什么态度；第二，我对这个事情的回答，比如说有什么估计，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想说一个态度，刚才戴先生对课题持乐观态度，我也是。我提供两个思维方面的例子。我大学本科是学核物理的，应该去搞原子弹。毕业那年国家停止核实验，我只好从事党政工作了。上世纪1900年前后，物理学界认为牛顿力学发展到完备，可以把当时自然科学的现象大批加以解释，甚至都能够得出数字解。但是有两个实验，用牛顿力学解决不了。这两个实验是颠覆性的，用牛顿最基本的东西解释不了的，所以出现了物理学的困境。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用相对论解决了，物理学出现了非常大的飞跃，引起了20世纪重大的一系列科学发现，原子能、量子力学、半导体等等。后来爱因斯坦和马克思在1千年之交时候，被西方两个大国评为千年伟人。

    我说这段科学史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出现困境的时候，往往是新的飞跃和突破快出现的前提。当天空一片晴朗的时候，老的科学一般在统治地位，我们管它叫做理论上的内和谐。所以我觉得，第一，困境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不是一件坏事，预示着我们面临着伟大的突破。当然谁来当这个事情的爱因斯坦，我不知道。

另外，孔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子越活越明白，越活困境越少，到73岁时去世了。人没有困境的时候，越活越明白的时候，说明接近死亡。我们国家现在有了困境，说明我们国家文化还有一种年轻的生命力。

我自己在人文社科比较薄弱，我在武汉大学拜一个在哈佛学西方经济学的谭先生为师，学了西方思想政治史专业的博士。我跟这个老先生探讨，他说西方起码经济学自圆其说了，从理论体系上，大致挑不出什么毛。当然后来有学者说这矛盾，那矛盾，什么前提太多，假设太多，属于自我批评。总有人挑毛病，但是大的理论逻辑说圆了。其他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方面说的也比较圆。我们感觉基本处在牛顿力学说圆了的状态，耳顺知天命的状态。

中国出一个邓小平，前面管拆迁，后面管盖楼，一折腾把实践推到前面去了，资本主义学圆的一套东西解释不清楚。中国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搞市场经济全套搬西方，但是党章宪法上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两套东西又说不圆，这一困境，我觉得有希望有新的突破了。

刚才说的这几个例子，说明一个态度，第一叫做乐观，第二就叫做有希望。新的突破，大部分都出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沿状态，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速度上真是前沿了。但是水平上还不到前沿。我们总GDP第二，但是人均GDP差很远。我觉得再过十年，二十年，基本上能把我们推到人均GDP到前沿了，到那个时候，大概中国的社会科学界的爱因斯坦就快出现了。总之，我们有希望，现在还不到时候，但是现在可以做工作。我估计我这岁数没戏了。但是很多年轻的人，包括杨平也比我小十几岁，他也有戏。在这个趋势面前，或者在我的乐观预示面前，年轻人，中间人再奋斗一把，争当未来突破21世纪中国困境的爱因斯坦，祝你们成功！

盛洪：

讲到文化概念，就要讲到传统形成的一套文化价值。其实文化是经过许多代人、尤其是许多代的文化精英、知识精英不断的探索和不断的总结和提炼，才形成了文化传统。简单的讲，只是文化没有传统是不可能的。第二，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生活体验，它通过千百年至今不断的积累传承形成文化价值，包含着很多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用理性主义的思考不能完全发掘出来，但其中包含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要素。这两个特点导致的结论，我们很难用理性主义评判文化，甚至不能有一两个人，根据他现在所谓的理性判断，决定文化好还是不好。恰恰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是，学了半盘西方。只拿了西方两个传统之一的所谓希腊理性传统来批判中国传统，导致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这是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

    我们今天讲文化困境，跟刚才林先生讲的物理学本身20世纪初的状态不太一样，大家都去接受了牛顿体系，但我们今天大家都认同，大家都接受的文化体系，其实是没有的，是一个真空。这个真空恰恰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几乎没有，近代以来有一个西方文艺复兴、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没有带来对这些不同文明的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包括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传统、也包括伊斯兰教世界的传统，甚至印度教传统、东亚各国的传统。在五四时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做了非常错误的选择。

    我们现在在实践上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承认传统、了解传统、认可传统。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你先要理性主义地思考这些文化传统到底有没有道理，这是我这些年做的工作；第二方面是理性不能解释文化的问题怎么办？你要对你本文明的文化持有温情与敬意，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在根上切断你的文化自信。为什么现在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没有文化的皈依，第二没有文化的自信心？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是文化自卑的，因为你挖不到自己的根，没有一个民族是这样的。你尊重他是尊重传统，这是世世代代文化精英所积累的。你是一个人，你不能与世世代代文化精英所抗衡，那样做的话你就太狂妄了。

强世功：

中华文化，中国文明的文化自主性与执政党所提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等等目标是一致的。这方面我很难谈抽象的东西，倒可以谈谈这样的目标怎么落实到相对具体的语境和环境里面。我们要体会一个从改革开放前30年向改革开放后30年的转型。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转型呢？我们讲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要素关系的时候，其实前三十年我们的理解，基本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带动政治的改革，经常一句话，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建设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在四个基本关系里面，把政治、社会排在最前面。从前三十年来看不是这样的，因为经济改革带动了社会文化，紧接着带来的问题，是社会建设的问题，还不是政治建设。我觉得在社会建设里面最主要的是如何来弥合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阶层，文化价值的问题。

文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文化建设可以弥合经济、社会改革带来的风险。文化重建恰恰目标要解决经济社会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建立一个统一、相对稳定的、大家同时信守的政治文化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如果文化产生巨大的分裂，我们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从文化中产生出来。我觉得这是下面三十年要面对的问题，即社会建设问题之后的政治建设问题。

    如果从文化建设角度来讲，有三个问题特别重要：第一，需要我们慢慢确立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文化纵横》一直致力的目标。为什么这么讲呢？大约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历了三个文明传统，既有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民主、法制、人权、自由，都是这个传统带进来的；也有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三十年传统，带来的是公平、正义、相互友爱这样一个传统；还有更古老的中国文明的传统，作为安身立命，生活宗教这样的传统。大家在讲这三个传统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问题，以哪一个为主导？我自己的理解是，看过往三十年有关自由主义的论战，是不是健康的，积极互动的？要看论战双方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论战就不会对文化有所建树。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是一个对立的传统，如果在中国变成一个相互包容，相互增长的传统，只有将其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更早时间以来，我们对中国传统做了两种理解，一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来理解，比如老一代人做中国哲学、中国思想，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中国传统。我们还会有另外的倾向，比如由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来理解中国传统，挖掘儒家思想里面的民主、自由、法治思想。再比如由西方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传统。其实这些都是以现代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传统，需要一代代人不断这样去重新理解中国的传统，也需要从传统内部来理解传统。

    如果这是一个核心价值观的话，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复兴儒家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当从哪儿入手？大家都说儒家这个文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变了，家庭、社会结构变了，科举制度变了，所依赖的政治体制变了，是不是可以复兴？对于儒家来讲，两个要素特别重要，一是家庭，这也是我当年为什么特别关注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是大学，因为儒家作为某种理性主义的宗教依赖于大学教育。目前的关键，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大学生都被西学包围，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没有很好的理解，连我自己都不敢说对中国的东西有什么理解。如果大学生在大学里面没有中国传统的教育，别指望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文化重建是特别漫长的，也许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在大学教育里面先奠定传统教育的基础，慢慢才会有变化。

    一个文化的复兴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学术的研究和积累。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学术视野，反而是狭窄的。对世界问题，能够谈的一点事情就是美国。比如说阿拉伯问题、东南亚的问题等等，还没有以一个学术的眼光认真去研究过。我觉得亚洲体系特别重要。第一，我们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可能是需要去重新思考。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汉学家虽然屈指可数，但是对中国古代一直到现代都有完整的研究，甚至这些研究会刺激中国人的问题意识。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主体精英都是留学美国的，但是我们敢不敢说我们的美国研究让美国学者认真对待？实际上，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还很肤浅，无论文化、政治、社会等等。我认为这首先和我们的学术体制、大学体制有关。第二，也与我们的研究方法有关。今天这么多公司去非洲，但这些企业家从来没有雇一个学者帮他做非洲政治文化研究。而早期西方思想家都是在公司里面做的。我们甚至大学做非洲研究的都没有去过非洲，不了解非洲，非洲遇到那么多问题，中国对非洲做了那么多好事，但是没有人说话，这就需要未来改善学术体制。第三，文化问题最终落实到文化伦理的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相互对话批评的时候，缺乏的不只是学术研究，还有伦理美德。今天社会没有诚信，没有最基本的规则意识，跟我们没有明确的规则，没有强调法律有直接关系。一个好的法制才能帮助社会确立一个好的伦理道德，这是首要的。一个社会的伦理美德、道德准则需要精英带动的，社会的下层只能是在精英作出标准之后来模仿。在这个意义上讲，至少知识分子群体里面，要慢慢确立相互之间的对话，相互之间的批评，相互之间的伦理美德，我们要有自己的伦理美德，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形成一个好的道德传统。

    我认为伦理美德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教育，我们今天家庭教育面临重大的问题。一个家庭教育和社会公共法制，是促进整个社会公共道德建设最主要的元素。只有从核心价值，文化思想研究，国民伦理重建三个维度出发的文明复兴，才能是未来三十年社会文化重建的首要任务。谢谢！

温铁军：

    我大概属于刚才林炎志先生所说的60耳顺那一代了，而且已经耳顺一年多了。耳顺一年多之后，有点感受：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人不是人，看鬼不是鬼，往往看书不是看书上写什么，老想看看写书的家伙到底什么目的，他想说的事到底是什么。人们说文化的时候，其实文化本身是有着多样性的内涵的，刚才几位也提到，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立场，大家在什么样的领域工作，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对多样性的文化内涵表示足够的尊重。如果只是拆和建，按照一种模式拆，按照一种模式建，本身确实对文化是一种反文化或者是去文化的行为。由此想就我的本行说一句，我们60多年的建设过程尽管成就很大，但是其中包含相当多的去文化的行为，特别是去乡土文化的行为。

    我们知道五千年华夏文明，是深深植根于五千年的农业文化之中的。当人们把农业视为落后，我们经济发展要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到第三产业，甚至第三产业占比重越高越好，其中隐含着一种去文化的行为。这种去文化又通过把去文化的做法变成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化本身再表现为舆论，用媒体等工具把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变成大家都统一接受的认识，文化就摧毁了。现在文化重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倒觉得有些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大家都明白农业本身不可能有一个模式或者一个规律，一个思想，一个政策，总之单一的东西很难对农业做出某种归纳。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过程，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过程。自然过程结合一定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乡土知识本身就是多样性的。我们现在所谓教育体系、文化体系某种程度上是一定要把这些多样化的千差万别的乡土知识，变成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的教育，就是典型的有教育无文化，特别以技术和科学至上，技术教育把所有千差万别的鲜活的知识弄死，变成一种所谓学科的规范，变成一种知识教育必须传播的知识体系，这种教育就是一种反智、反文化的教育。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教育不满，又说不出什么，这就是原因。去掉了鲜活多样性的东西，变成学科化的东西。大部分的教师对现在的教育体系持批评态度，大部分学生对现在的教育不满的，大部分的家长对学生接受这样的教育有意见。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教育体制大行其道呢？显然它有一个内在的起主导作用的利益群体，把各种各样的利益包装成了一套规范，这些东西变成制度。(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