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的时候，凤凰联动出版有限公司的汪毓楠先生有意将《文化纵横》杂志这几年的文章结集出版。虽然这是行业的惯例，但听到这个动议，我还是有些惴惴：在这个瞬息万变、信息过剩的时代，一本杂志几年前的文章，还对读者有意义吗？

《文化纵横》创办于2008年8年。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这一年的文化、政治意义的重要性会有越来越充分的认识。而在我看来，这一年对于中国而言，其重要性或许不亚于1976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获得了世界性认可，但还没有人敢说中国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虽然一些问题消失了，或者被化解了，但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实际上，如果说人们对于中国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为担忧，这个判断恐怕不能算是非常过分的夸张。

回顾创办时的初衷，能让我们有些许自豪的是，对于这种时代的变革我们有着非常清醒地认识。我在2008年5月写给《文化纵横》杂志社长兼主编杨平先生的策划中，是这样描述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样令人瞩目的是，我们这个在历史上以政治成熟、文化昌明著称的民族却成为政治侏儒，并被视为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缺乏文明的暴发户。短视的人们认为正是这个原因造就了中国。的确或许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人们还会沉浸在这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之中。但是，命运已经开始向我们民族显现危机的征兆。比如，最近的西藏问题，我们对外无法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文明主张，无法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更不用说斗争了。但是，世界对中国的重视已经在要求我们做出回答，我相信这种要求会越来越强烈，斗争也会越来越剧烈残酷。······我们的政治方略只是不断地用最便易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政者试图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治理问题，而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却不断地指向根本问题。冲突不仅仅指向某项政策，而越来越逼近政策背后的原则。因此，如何确立国家内部的和平，在政治上确立民族之间、官民之间的权利关系，在什么原则上、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国家内部的基本规则秩序。就此而言，命运要求我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重新立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建国时代。”

为了回应这一时代命题，我们尝试捕捉这个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正在涌动着的潮流：互联网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生产；金融危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矛盾及其后果；环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作用；欧洲文明是否步入衰落的黄昏；政党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因其代表能力的弱化而面临的挑战。同时，我们也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试图孤立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努力都是片面的，反之亦然。我们想要描述中国人在他乡异域究竟表现出怎样的文明属性，比如非洲；外部世界对正在崛起中国的焦虑实质是什么；而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要么将其当作文明的使者，要么将其视为奸狡的流氓，这种肤浅的、充满情绪性的认识，对我们的外交哲学产生了严重损害；我们需要重新构建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并以此使我们的对外交往由自发走向自觉。

当然，我们最为关心的还是中国本身，事实上，中国问题本身已经脱离了我们曾经的知识框架，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其性质和走向尚未被充分揭示，甚至这个时代尚未被命名。我们需要开启一个新的思想时代来应对这些问题。比如：欲望和利益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政治生活的改造；阶级和阶层新的构造方式和行为模式；代际更替，新生的80后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新元素；暴戾滋生和信任缺失又意味着什么？边疆和民族这个老问题，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反思角度；法治和宪政这些来自外部的观念和治理思路，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有着什么样的前途？对于那些新生的、富有生命力的现象，我们保持着乐观的好奇，城市民间文化生活的新样貌、电视剧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和伦理变迁，儒学的突然兴起带来的思想冲击。

我们尝试用一些新的栏目来表达我们的特别关切，比如：“在民间”我们希望发掘那些鲜活的、成长着的人物和文化现象；“伦理”则希望表达在急剧的转型中，不同的伦理原则在每个个体身上造成的冲突和分裂；“地方”关注大都市之外地方中国人的生存经验、文化经济成就，特别是思想、习俗变革；“世界观”则是用来表达表达中国人的世界观。

不难发现，我们的问题意识不是来自于书本或者某种知识和信仰传统，而是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我们是在泥土中行进，而不是在云端畅想。”同样，我们尝试给出的回答，也不是简单地表态或者评论，而是专业研究者的深入分析。有时，我们或许只具备提出问题的能力，有时，我们或许只能揭示问题的表象，但我们从不回避真实的挑战。或许正是因此，这些问题今日依然并不过时。我相信，我们的文章依然值得人们阅读，我们所提的问题，依然值得人们思考。

我们希望这本杂志能促进中国的精英阶层的思考与交流，它的姿态既不是启蒙，也不是为哪个阶层的代言。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希望与读者和作者一起思考，一起来分担“文化重建”的重任。也正因此，我们从未想过要屈服于外在的压力，从不迎合读者和广告商。我们相信：“在民族复兴的路途上，必然会伴随着丰富、深刻的思想诞生，这些思想将长久地使后世人类受惠。”我们很幸运，作者和读者也有着同样的勇气和担当。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思想和学术界的分裂使得我们面临复杂而又微妙的处境，也的确带来一些困难。但在思想上，我们却从未感到困惑，也从未因此而有所犹疑。从一开始我们就主张“超越左右”，这种超越，并不暗示我们拥有比他们双方更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没有；也并不是指我们试图维持某种平衡，仅仅把自己视为供双方展示和争辩的平台，我们更强调自己的问题意识；我们也从未尝试寻求共识，确立在主张和利益上的最小公约数，恰恰相反，我们更希望将分歧以更为直率和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所说的超越是指，我们时刻保持着足够的反思精神和警惕，对所有的被确信的知识和信仰前提保持警觉，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因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这个民族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富创造力的。”我们尊重各种传统，但我们是面向未来的，我们直面所有分歧，但我们坚信理性的力量。

令人遗憾地是，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依然在延续，更令人难堪地是，我们尚未学会如何与不同意见和立场共处。这个本应最自由和宽容、最具有自治精神和规则创新能力的群体，却无法管理其内部的分歧。甚至连一些足球爱好者，都能够实现对自己论坛的有效管理，避免沦为激情和偏见的战场，能够有效克服偏见，抵制激情，不断促进顾全大局的利益共识的生产。不过，6年的经验，使我们确信当人们不能相互消灭的时候，也许，这就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来探讨和寻求与自己的敌人如何共存。因此，我们需要共同遵守使得各方都可以接受规则和默契。它们是社会自治的一部分，倘若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的政治未来，不论何种政体，都不会有长久存在的稳定根基。我们也将继续为这样的规则和默契而努力。这是我们“超越左右”的另一个意涵。

感谢汪毓楠先生，让我们有了一次回顾自己短暂历史的机会。回到自己的初衷，我们欣慰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偏离最初的信念，我们也依然保有最初的冲动。6年的历史，最令人我们感动地是作者和读者，无论是功成名就的方家，还是涉世未深的少年，他们所表现出的思考的能力和勇气总是不断鞭策着我们。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修远基金会的无私支持，作为一家民间组织，他们没有索要任何回报，除了一本好杂志。相信我们，我们不会辜负所有的期望，因为《文化纵横》承载着我们的理想。

高超群

2014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