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感谢大家参加《文化纵横》杂志社四周年庆典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出路”论坛。作为《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与主编，我在这里首先要代表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向四年来一直支持杂志办刊的各位领导，各位作者，各位读者，各位企业家，各位新闻界朋友，各方社会贤达表示由衷的感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财富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经济前列，创造了GDP世界第二的奇迹。从长时段历史进程看，这一成就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矛盾集中出现。

这是一个对于思想文化事业来说充满了挑战性的伟大时代，如果我们不在社会转型的种种矛盾中损耗元气，则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为此，中国人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全球权力结构的转变做好准备，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对人类文明必须有所担当。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文化建设现状存在许多重大的问题，经历过30年革命历程和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和基本道德遭遇危机，社会伦理发生混乱，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社会主流价值缺位，社会诚信体系脆弱。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

自从1980年代的文化热以来，中国当代的媒体、大学与公共领域也同样面临困境。市场化和商业化带来了媒体业的繁荣，却没有真正带来文化创造力的提升，许多重大的时代问题无法在公共媒体上形成深度讨论。大学的行政化与知识分子的体制化，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和思想争论的展开造成了负面影响。   

我们还同时面临两大挑战：第一，面对当代媒体技术与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特别是网络和新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正面临冲击，面临新的挑战，这自然也涉及办一份思想文化类杂志的前途问题。第二，在当前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左右情绪空前对立，对于影响当下与未来中国的那些核心命题与重大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束缚，最后往往陷入到意气用事的相互指责和攻击。

正是因此，我们杂志在创刊伊始，就希望围绕“文化重建”这一使命，希望在这种媒体和公共领域的困境中能够有所突围。我们追求一种深度思考和公共表达的杂志风格，这里的公共表达并不是指那种取悦于大众的泛泛言说，而是指一种真正具有思想力的公共辩论，建立起一个能够容纳不同思想立场和价值理念的讨论平台。

从《文化纵横》杂志社2008年8月创刊以来，截至目前，杂志已出版了24期，刊发了380多万字的文章，策划了48个大型专题，凝聚了近400位各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四年来，我们围绕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命题，组织讨论，取得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当今，中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每个角落，在亚洲、拉美、非洲正发挥重要影响，一举一动都在牵动世界的目光。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从每年50多亿美元增加到680多亿美元。中国人曾经尝试多种走出去的方式，从低端产品输入欧美、“世界工厂”到现在的对外投资，从专注东亚到经营非洲。中国精英现在迫切需要全球视野，需要对世界事务的整体把握能力，而不能再满足于情绪性的判断和常识性的观察。从历史来看，每一个大国的兴起都需要建立它的世界叙述。对于西方世界，我们不能抱着浅薄的幸灾乐祸的态度，而需要更为理性的历史眼光看待真实的外部世界，也不能用主观的想象和愿望去构筑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围绕于这样一些问题意识，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世界的中国焦虑”、“世界门口的陌生人”、“欧洲的衰落”、“到非洲去”、“反思中国外交哲学”、“绿色政治”、“全球金融危机”、“跨国公司资本主义”等一系列讨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儒学从被动守势、逐渐式微中迅速崛起，时至今日，它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经过近现代启蒙运动、经过中国革命和市场经济的轮番冲击，儒家价值体系在过去被人们批判和质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再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文化认同是什么？我们的价值世界应当如何构成？特别是，伴随中国发展中不确定性的持续增长，对于中国传统的再认识，将可能重新成为思想争论的焦点。自晚清以来，中国传统被当作纯粹负面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则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相信，中国传统将继续对中国社会发挥深层的影响力，中国传统将对未来中国发展产生重大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儒家是否还有未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人民儒学”、“儒家与民族主义”等一系列讨论。

20年来，思想界有一股潮流，认为文化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在情感上，我们有极其强烈的泛道德化要求，而在实践中，我们又毫不避讳地奉行实用主义，甚至以反道德为道德。我们既对核心价值观有着强烈的渴望和焦虑，也用一种犬儒心态来逃避道德生活的严肃性。整个公共领域充满了分裂：人们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民主；不仅怀疑地方，也怀疑中央；不仅怀疑官方媒体，也怀疑市场化媒体；不仅怀疑教授专家，也怀疑民间意见领袖；不仅怀疑官方说教，也怀疑公共启蒙。与此同时，近10年以来，新旧精英都逐步完成了体制化的过程，社会两极分化开始加大，失落群体的声音被人们忽视。中国精英阶层需要对这种社会与文化变迁做出回应。正是基于这些忧虑，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中国精英的困顿与责任”、“欲望中国的价值想象”、“信任的危机”、“电视剧：时代的精神指标”等一系列讨论。

30年来，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中国梦成为现实，而这些成功者激发了更多的年轻人。正是这种生气勃勃的雄心，使得当代中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活力、充满机会的国度。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也在催生戾气，我们看到不仅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有“弱者对更弱者发动的超限战”。阶层分化与阶级意识正在重新形成。对于未来的中国，主流阶层是哪些，边缘群体是哪些，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何，各自将发挥哪些作用，这将与过去那些用阶级话语和市场话语来解释社会的时代完全不同。我们需要直面这些现实的公共讨论。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组织了包括“暴戾的中国”、“阶级的新面孔”、“流动的中国”、“80后的政治意识”等一系列讨论。

我们也多次组织了有关中国家庭问题的专题探讨。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家庭秩序的重建离不开文化的重建，正是文化涵养了我们的家庭价值，只有文化才能培育出好的家庭。民族、边疆和宗教问题近年来也已成为思想界的关注焦点，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民族国家构建”、“中国的边疆”、“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等专题讨论，集中了华语学界当今最主要的研究力量。中国乡村问题，也是我们杂志一直关注的重点。中国农村问题已经超出了过去的“城乡对立”、“现代化冲击乡村社会”这样一些论述视野，这在我们的专题讨论中都已有呈现。

理解中国30年改革、60年建国、近百年富国强兵的历史道路，解释中国崛起的内在缘由，讨论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理解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这始终是我们杂志组织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我们始终认为，不能割裂历史，也不能忽视中国发展的内在运作逻辑。不能通过否定前60年来肯定后30年，也不能以玄虚的意识形态争论来代替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四年时间里，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七品政治的逻辑”、“地方政治的奥秘”、“宪政的中国资源”、“法治的中国结”等一系列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修远基金会”这个平台，四年时间里先后策划、组织、资助了十几项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包括“论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中国农村基督教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安置孔子：中国国家建构的教化问题”、“中国宪政模式”、“当代中国政制”、“传媒转型中的微博政治”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在这四年时间里，通过杂志社这个平台，我们凝聚起一批既富专业素养又有跨学科意识的老中青年学者，仅仅是与我们杂志社有直接合作关系的学者，目前就已有400多人规模。而且，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这四年时间里通过各种合作方式，联系了一大批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是在各个学科领域中思想活跃的青年才俊，未来也将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在不断拓展全球知识分子的作者资源，目前，包括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左右翼学者，包括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沃勒斯坦、佩里·安德森等人，都在杂志刊发了很有分量的文章。

《文化纵横》虽然目前不是每篇文章都是精品，但我们努力做到每篇文章都有编辑策划的意图。当然，杂志也面临许多挑战，要在目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无论是重大的中长期选题策划，以及选题的具体落实，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文化纵横》还没有达到它可能的高度。只有敢于突破既有的陈规和套路，才能真正做出一份有质地的思想性杂志。这尤其需要倚赖在座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和持续关注。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我在这里想到了美国的《大西洋月刊》。目前，它的全球发行量达到47万份，每期有120万人在阅读。特别是，伴随《大西洋月刊》的成长，美国文化与美国理想也同时觉醒了。1857年11月，《大西洋月刊》在创刊宣言中这样写道：“在政治领域，《大西洋》将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但不管如何，人们都将确信它是美国理想的代言人。”这也同样将是《文化纵横》的使命所在。我们坚信，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精英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没有精英阶层的道德担当，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民主与法治背后，还要有更强有力的价值观的指引，而这种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其担当者无疑是全体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在此共勉!

谢谢大家！

                                  2012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