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_文化纵横网

编者按：任何一个庞大文明体的复苏迹象，其本身就是撼人心魄的历史事件，只有它才能激发出如此众多截然相反的评判。它在最具思想能力的头脑中所搅动起来的彷徨与困惑，不亚于一个历史文明体的全面崩溃所引发的巨大恐慌。

两个世纪前，中国遭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天朝帝国无可挽回的衰落，曾长期支配中国精英认知天下秩序的思想体系，譬如“大一统”、“夷夏之辨”、“怀柔远人”，都不可避免趋于式微。中国的思想家开始重新认识外部世界。这痛苦的思索过程，无时无刻不被难以捉摸的历史力量、波谲云诡的世界格局所左右。自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始，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天朝帝国到“世界之一国”的转化，但国人始终难以建立起对于世界的稳定认识结构，难以完成自我定位，其中困难种种。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经了从世界革命中心→三个世界→和平发展的自我定位的转变。时势流转，就需要在关于世界的认知上相应作出调整。但是，今日中国无疑还不是“自为”的“世界之中国”。包括精英及普罗大众在内的中国人，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二十多年前，李泽厚认为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二十多年后，许纪霖的双重变奏成为“富强压倒了文明”。判断的转变缘于时势流转，也意味我们缺乏认知自己的稳定尺度。

白鲁洵曾称中国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但这“文明”的意涵对于国人自身也已变得晦暗不明。帝国记忆还未褪色到不可辨析的程度，但民族国家的法权体系已将中国钉在世界政治地理的新版图上。中国近代以来面对“事变之亟”，其对策则是国家目标的全面外倾，如罗志田所说，“这是一个方向似乎明确，目的却未必清晰，越来越体现着当事人的主动，又常常难以人为掌控的发展进程”。问题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如何避免“小人穷斯滥”的历史悲剧？正如陈宜中揭示的困境，中国如何既借助“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国家认同，又不至于由于“民族主义”的鼓动，由历史的屈辱感，导向压抑的怨恨情绪与受挫记忆，沦为青春期的民族主义。根本上，如果意欲成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国，所追求的将不只是民族主义，更远大的目标，应该是配合中国的文明崛起，塑造朴素、理性、具有大国气度的国民心态。应当看到，中国人视野中的“世界”始终带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在这个意义上，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就不是书生式的浪漫想象。可以展望，这是中国力量在将触角不断伸向亚非拉（见周方银、刘丰、郭存海文）的同时，最有可能为人类文明及自身命运所提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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