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民族浪漫主义的兴起与终结

新中国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其影响就是世界性的。这同样意味着，自成立之日起，新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就一直不小，这由中国的规模所决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长期累积性发展，这种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大。这种影响力的增大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量的增长；二是影响力的内涵和组成要素的变化。

一、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趋势

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周边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中国于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是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恢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增长引擎。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使中国在周边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印度、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这一自由贸易区将拥有19亿人口、接近6万亿美元年国内生产总值和4.5万亿美元的年贸易总额，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人民币在中国周边某些地区的流通，也是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大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长期信心增强的直接表现。

其次是中国对地区制度的广泛参与，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对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持一种较深的怀疑态度。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对国际制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逐渐认识到，这些组织和机制并不是本质上对中国有敌意，建立它们的目标也不是简单地为了约束中国。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参与到这些制度中去，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或者有助于阻止不利于中国的情况发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亚洲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亚洲区域合作态势的变化与中国对地区机制的态度发生转变几乎同步。此后，东亚地区合作风生水起，10+1、10+3、10+6、中日韩合作等合作机制纷纷涌现，中国在推动这些合作机制的生成和演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态度，东亚区域合作不可能呈现今日这样一种相对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对地区合作、地区制度深入广泛的参与，为中国在周边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机制化的平台，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文化吸引力也在增强，这在某些周边国家中存在的汉语热中有所体现。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被一些周边国家给予越来越认真的对待，一些国家试图吸取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学习中国的一些成功做法。这都是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表现。

二、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状况

对影响力的判断，不仅涉及影响力绝对量的大小，还涉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的问题，如一国对于本地区施加的是一种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此外，影响力的具体方向也会有所不同。

影响力是在一种动态的背景中进行变化。在过去60年中，不仅中国在变，而且周边很多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拓展国家影响力的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能够行得通，而在21世纪就不一定能再行得通了。所以，影响力变化的因素，除了自身的实力、行为策略之外，还有一个历史大势的变化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现状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虽然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总体上在提高，并且在可预期的未来将继续得到提高，但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绝对水平并不是很高。这一地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是在二战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形成的。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能力挑战这个地区的安全架构。

其次，在不同的领域，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是不平衡的。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相对大一些，在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则有些滞后。特别是，真正在价值观上认同中国，并愿意在政治、安全危机来临时期与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即使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也主要表现在经济交往的绝对规模。中国的品牌、技术形象还不是非常好，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并不全面，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

第三，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物质实力、硬实力发展比较快，这是我们当前在周边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实力基础。综合实力的增强，使中国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能力也相应增强。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在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两者之间并不相称。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形象得到了很大改善，此后，中国执行的“睦邻、安邻、富邻”的睦邻外交政策，中国对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深度参与和积极推动，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的合作共赢政策，对于改善中国的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的提高、国际形象的改善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的阶段，起作用的手段会有所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地区“中国威胁论”的盛行，到当前，中国在周边地区基本上被承认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是地区秩序、地区和平与繁荣中的一个稳定和建设性的因素，这完成了一个阶段的转变。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从“有些恐惧”、“不太接受”转变为“基本上能接受”，从“不太喜欢”转变为“不怎么反感”。这个转变相对还比较容易。而要从“不反感”进一步发展到“喜欢”，要完成这样的转变难度就大多了。某种意义上，我们比较成功地使中国周边有意制衡中国的国家数量减小，但要使周边国家愿意“追随”中国，则远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实际上中国可能并没有一种要主导这一地区的政策和战略意图。中国试图做的，只是希望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三、中国采取的主要策略及存在的挑战

任何一个大国，都会自然在其邻近地区形成一种客观存在的影响力，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用外部观察的方式，来考察中国的一些做法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形成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提高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做法，有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

首先，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似乎没有一个主动寻求在周边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战略和连贯政策。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是，在很多情况下，中国自己都没有想到自身会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力。有时，中国实际上是在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国际政治的前台。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履行自己的诺言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并通过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来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其结果，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形象迅速提升。对于这一形象提升的程度，中国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在当前这一波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也面临着程度不同但性质相似的情况。在危机的背景下，连“中美共治”这样的提法都开始出现，这是此前中国根本不敢想象、也没有去想的事情。

一方面，中国影响力的制度性拓展滞后于中国实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又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国际舞台比较中心的位置，这是中国扩展自身影响力面临的一种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做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被置于国际社会的聚光灯照射之下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其次，虽然中国也希望能够扩大自身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但并不试图通过强力方式来推进。中国广泛而积极地参与了大量的地区制度安排，由于中国的规模和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中国自然而然在本地区的制度安排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并没有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来利用这种相对优势的地位。在地区制度安排中，中国并不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试图去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发展还是在既有的地区制度安排的框架中进行。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秩序的架构，总体上还是以美国冷战时期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同盟体系为基础。这样一种地区安排的架构，其实难以适应当前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美国主导下的地区机制，在适应东亚地区实力结构变化，应对东亚地区的危机和挑战方面，已经不是十分有效。但中国并没有刻意挑战这一架构，其后果形成了中国周边地区安全格局与经济格局的错位。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主要还是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同盟体系为基础；而地区经济是一种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经济结构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张力。从长期来看，这样一种结构安排其实是无法持续的。

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显著增长，导致经济影响力在本地区迅速提升，但中国在地区安全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不是很突出。而且，地区安全架构对中国并不是十分有利。不过，中国并没有试图去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安全架构，而是采取了发展经济实力，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把中国的利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以这种利益相互依赖关系来增进各国之间的安全感的做法。中国既不试图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核心利益，也不试图挑战周边国家的重要国家利益。以此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保持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这是中国的基本做法。

不以强力方式推进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一定意义上也符合传统的中国智慧，即以柔克刚，以无为达到有为。以强力方式推进自身的影响力，从短期看，虽然能比较快地达到一定的效果，但刚不可久，用这种方式需要不断发挥其力量，而强力必然时有而后穷。相反，守柔而不争，藏力而不用，不为天下先，在一定阶段内可以达到养力的效果，从长期看，这种“无为”也可以转变为一种“为”，但这种转变，还要靠在适当的时机有所作为来实现。

第三，在推进方式上，中国扩展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功能性领域的合作，自然而然地推进。中国并不十分追求推进的速度，而是在保持地区秩序稳定，希望地区经济繁荣的前提下，以一种不慌不忙的心态来推进。扩展影响力，并不是中国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促进本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实现本地区的共同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中国自身的发展与繁荣，这才是中国地区政策的目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引下，只要是有利于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团结，并能够为本地区带来实质性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国都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来推进。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形成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做法，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行之有效的。有些做法，实际上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中国并没有更多的选择。

此外，在进一步提升影响力方面，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是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实现的。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通过先易后难，先经济领域后政治、安全领域，先“低级政治”后“高级政治”的方式，中国在许多功能性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合作成果。但这种方式的问题是，容易合作领域的合作都已逐渐完成，剩下的更多是比较困难的领域，合作的剩余空间变得有限。从当前的情况看，经济领域的合作，很难“外溢”到其他领域，很难推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如果不能形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合理架构，意味着中国发挥长期影响力的制度性平台还未能有效地形成，也意味着地区合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我们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与周边国家合作来实现。这对于树立中国的积极、正面的形象无疑是有益的。由此，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外交文化，就是我们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往往合作的一面想得多，冲突的一面想得少。但国家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有时是无法避免的，中国致力于寻找共同利益的做法，有利于化解地区矛盾，但也存在一些内在的问题，特别是当对方不是从共同的利益、从合作的态度出发，而是从国家之间博弈的角度、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时，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问题一味回避，结果只能是把双边关系中冲突的方面遗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可能会越积越多，对国家形象造成不利的后果。对于某些问题，有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以正面应对的方式，果断地加以处理。

第三，当前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可能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国际场合得到了表面上很高的尊重，从形式上，我们处在舞台中比较靠中心的位置，但我们对很多议程和进程的发展和走向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的实际利益有时并未得到与我们形式上的地位相称的足够尊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侵害周边国家的利益，而是向它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所获得的支持往往是在这个前提下获得的。这种情况是我们的长处，但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软肋。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有些赤裸裸，但不失为传统智慧和经验的一种总结。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我们主要采取的是合作共赢的做法。具体到实践中的操作层面，有时为了推进合作，我们实际上采取了让利的做法。有些方面，为了长期的合作，从双边关系的长期着眼，我们暂时吃点亏，这可能从大局上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让周边国家形成一种感觉，认为中国手中只有胡萝卜而没有大棒，则不是好事情。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大棒不是为了敲打别国，而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不被别国侵害，是一种必要的威慑手段，这样的大棒不能放弃。

最后，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经济因素在中国与邻国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经贸关系成为推动中国与邻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它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稳定和推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到现在为止，中国与很多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支柱还是经济合作的层面，如何加强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政治、战略层面的合作，如何把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政治、战略与地区安全的层面体现出来，这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特别是，当面临不利国际形势的时候，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如何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使这种影响力能够经受国际环境变迁的考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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