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勇：代际伦理与中国农民的财富追求

韦伯用新教伦理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社会学上给我们提出了关于经济伦理的经典命题，在人类发展经济的背后必然有一种伦理价值追求。资本主义经济中拼命赚钱的清教徒，其拼命赚钱的价值追求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依照这一经典命题，我们可以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经济伦理是什么呢？即他们的经济生产和支出的行为隐藏着什么样的价值追求。有人会说，农民省吃俭用，辛苦赚钱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维持生存吗？问题是当代的中国农民已经不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了，他们已经过上了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即使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中国农民，其生活的目标也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其经济行为背后一定有一种宗教般的价值关怀。中国是一个缺乏西方式宗教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比照韦伯的命题去寻找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宗教因素。传宗接代是传统时期农民人生价值追求之一，家庭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要理解农民经济伦理追求就应该将当代农民的经济行为放置在家庭代际关系框架内思考。

婚姻支付成为伦理性负担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一些消费社会的迹象，但是在中国农村，农民的经济行为远远不是西方消费社会模式。“防御家庭意外”和“为家庭大宗经济支出而储蓄”是农民经济行为的特点。而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之间，为了谁的生活更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大病治疗，供子女上学，为子女成婚（包括建房）等是农民家庭的大宗经济支出，其中大病医治可以看作家庭意外。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民家庭在子女教育和婚嫁上的支出都不可避免，这些经济支出都是为人父母所应该有的伦理责任。随着高校扩招，初高中教育住宿制的实行，即使不接受高等教育，农民家庭用于儿女教育上的支出也比以往增加了许多，一个家庭有在读的学生，整个家庭的经济支出便会以儿女教育为主，为此，房子的翻修，生活条件的改善等都得居于次要地位。一般来说，如果农家子弟能够考上大学，父母便不会为其婚事和住房上投资，至少不按照农村的习俗操办婚礼并为其建房。大多数农家子弟仍然要在农村谈婚论嫁，因打工而自由恋爱的农村青年也不例外。因此，农民的婚姻支付最能体现农民的经济行为及其价值伦理追求。

免除农业税之后，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措施的出台，之前让农民不堪的税费负担已经不存在了。随着打工经济所带来的转移性收入，再加上土地产出，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然而，婚姻支出却不断升高，大有成为一种新农民负担的趋势。如果我们将之前的农民负担称之为政策性负担的话，那么婚姻支出则是为人父母必须尽到的伦理责任，可以称为伦理性负担。之所以说其是一种负担，是因为婚姻支出相当于一般农民家庭近10年的积蓄，为儿子结婚而举债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因为不同农村地区文化习俗存在差异，婚姻支付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都是男方多于女方。在河南省F县农村，婚姻支付的特征是，男方的支出多于女方，近两三年来，娘家的嫁妆支出逐渐没有了，就在1990年代，娘家还要为待嫁的姑娘张罗嫁妆，至少打一副家具是必不可少的，而那时的彩礼500元钱就算是多的了。现如今，新房、彩礼、家具和家用电器等都得由男方支出；原来的定亲礼相当于彩礼，给一次现金就可以了，而现在定亲礼是定亲礼，彩礼是彩礼，结亲中男方需要两次现金支出给女方；在近几年的媒介婚姻中，一栋符合当地潮流的楼房是亲事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F 县，一般情况下娶个媳妇需要4万元左右的花销。按照习俗，首先是男方给女方的定亲礼，少于1万元是不行的，即所谓的“万里挑一”，这两年有的达到1.7万块，美其名曰“万里挑妻”。从订婚到结婚一般有2～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每逢重要节日，男方还需到女方家走动，每次得带500元左右的礼物。结婚之前的“要好”（商定结婚日期等）又得一大笔支出，首先需要支付2万元左右的彩礼，男方家庭越困难、儿子越多或者男子的个人条件不是太好，则要得更多，当地最高的彩礼钱达到16万。这些钱必须一次性支付，要不然媳妇别想娶回家。

为了显示待嫁女的高贵，给娘家面子，近几年娘家要求男方“要好”必须“懒三趟”，即要跑三回，每次少不了带礼物，每次礼物的价值少于1000元是不体面的。结婚时摆酒席租婚车等也得花费5000元左右。新房里的家具和家用电器需要男方家购置，按照一般水平，这项开支也得1万元，而在三四年之前，家具和家用电器是由女方用男方给的彩礼购置，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减少了男方家的开支。以上的支出尚不算男方家盖新房的支出，一栋像样的楼房至少得10万元。给儿子娶了媳妇并不意味着父母的责任就完成了，只有儿媳妇生了孩子，给孙子“圆了九”（过九天），并给儿子置办分灶吃饭的家当和儿子分了家，父母对儿子所应尽的伦理性义务才算完成。

婚姻支出的升高，当地人认为是婚姻习俗下经济条件的好转使然。如果在十年前，家庭积蓄普遍较少时，即使借也不可能借到这么多钱。但在习俗变化的背后一定有价值与文化意义的变迁，经济条件好转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男方父母为了给儿子娶到媳妇，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而甘愿省吃俭用，债台高筑。如果没有尽到这样的责任，在村庄之中会没有面子，会被人瞧不起，一辈子就白活了。对女方来说也是为了将女儿嫁得体面，让女儿以后生活能够幸福。索要这么多现金，一般来说父母都会让女儿带回婆家，让女儿结婚后的小家庭有好的经济基础。两厢都是“天下父母心”，都是父母为儿女的伦理责任。问题是，这对于儿子多的父母来说，着实是一种负担，面对如此高的婚姻支出和育儿成本，有农民感叹：“如果生了两个儿子只好哭一场了。”

伦理性负担的价值基础

为什么彩礼和定亲礼会节节攀升呢？当地人的解释是“都相互比着呢”，是面子竞争的结果。“她值那么多钱，我就不值那么多钱”，如果不按照普遍的标准索要定亲礼和彩礼，不仅降低了待嫁女的身段，而且父母也会觉得没有面子。

婚姻支付升高的原因，还有代际剥削的因素。在F县有这么一则故事，一对青年的结亲约定中，女方提出要给彩礼5万元，而这个价格正是男方父母存折上存款的数目。既然女方开口，男方父母也只好答应。女方之所以会谈到这么多钱，原因是其未婚夫将父母有多少存款的消息告诉了女方。这样，通过婚姻就可以将父母的存款变为婚后小家庭的财产。对农村的父母来说，人活一辈子就是为儿女而活，勤俭节约，努力赚钱还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这种通过婚姻的代际剥削，实在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为人父母之所以会倾经年的积蓄一定要给儿子娶个媳妇，因为这是其人生价值与意义的体现，是伦理责任对父母的要求。农村男女出生比例失调，对农村男性形成了婚姻挤压，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成为劣势。近年来，农村早婚现象便是这种劣势的体现。初高中毕业之后，不再继续接受教育的农村青年，打工一两年后父母便会为儿女张罗婚嫁之事，农村青年早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如果到25岁还没有婚嫁父母就会着急了，眼看着别人家与自家儿子年龄相仿，甚至是年龄更小的小伙子都已成婚生子，而自家的儿子有可能打光棍，面对这种压力，作为男方在婚事的讨价还价中不占据优势，男方父母不仅在彩礼支付中会倾其所有，在其他事情上也尽量迁就未婚媳妇的要求。

下面的两则故事很具有典型性。一对新人结婚当天，送亲的婚车已经到了门口，新娘就是不下车，原因是其公婆仍然住在为他们盖的新房里，如果公婆不搬出去，她就不下车，为此，送亲的娘家人十分尴尬；另一则故事则发生在“要好”的当天，还没有过门的媳妇看到未来的公公正在刷墙，说仅翻修房子不行，必须重新盖，要不然婚事就拉倒。无奈之下，其公公只好四处举债将房子盖好，并承诺不让儿子和儿媳承担任何债务。

男权社会中女性婚后的从夫居体现着女性的依附性。在农村青年的婚嫁中，女性的依附性却恰是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具有优势地位的原因。在这个社会继替和社会结构同时处于变动的过程中，女性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比男性多。到了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趋于固化，即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继承。但是女性通过婚姻仍然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也即俗语所说的“女嫁高堂”。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地域通婚圈内通过婚姻而实现的社会流动较少。地域通婚圈被打破之后，女性通过婚姻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加之农村性别比例失调，人口学上对男性形成了婚姻挤压，而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完全处于弱势地位，更加剧了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打工农村女青年通过自由恋爱婚姻而实现的社会流动，所带来的问题是打破了农村中传统的地域婚姻圈，在整个社会的底层——农村形成了一个婚姻凹地。

在农村年轻人普遍在外打工的今天，打工也为农村男性提供了婚姻机会，通过自由恋爱的异地婚姻，可以避免传统通婚圈之内的婚姻支付规则，农村男性的结婚成本会降低。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自由恋爱也是需要成本的，打工过程中只有出手大方的男青年才会赢得女孩的倾慕，许多未婚的打工青年很少有积蓄，而其父母只希望打工的儿子在外能够带个女朋友回来，对其没有经济上的要求，结婚的花销还是要由父母来承担。此外，异地婚姻不仅维持成本较高，而且仅仅以两人的爱情来维系的婚姻是非常脆弱的。外地媳妇的社会适应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持网络。一旦外地媳妇不适应丈夫家的生活或者家庭生活出现问题，丢下孩子一走了之，而其丈夫家所付出的结婚成本也付之东流。面对这样的现实，出于对稳定婚姻的预期，农村父母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通婚圈之内的媒介婚姻。每到腊月，往往是农村青年相亲、结婚的高峰时期，其中也不乏一个月之内从相亲到步入结婚殿堂的闪婚，而在这样的婚姻中彩礼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代际关系的不平衡及其理性化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村社会中男方的婚姻支付会节节攀升，正是为人父母的伦理责任支持着婚嫁中不具经济理性的支出。中国小农向来是没有所谓事业追求的，不会有为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也不可能具有清教徒那样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努力赚钱。农民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体现在将儿女养大成人，使其成家立业，生活幸福的过程之中，即所谓的“恩往下流”。在谈婚论嫁中，男女双方都是为了面子，面子竞争背后必然是一种价值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为人父母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才不会枉活一世。为此而有炫耀性的红白喜事消费，为此而有“假大空”的房子，为此而有高额的彩礼，拉动农村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动力也在于此。可以说，中国小农家庭发展经济的动力，或者说小农家庭延续的动力是代际之间的伦理责任，农民的经济伦理始终受到代际伦理责任的约束，农民积蓄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家庭的再生产，经济生产方面的投资必然居于次要地位。

当然，父母为儿子付出了这么多，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在自己年老之后得到儿子和媳妇的奉养，这样，代际之间的伦理责任和义务才能取得平衡。然而，从F县老年人的生活现状来看，代际关系并不平衡。当地流行的一句顺口溜说道： “儿子住瓦房，孙子住楼房，老头老婆住地头儿，儿子烧煤，孙子烧气，老头老婆使小棍儿。”也难怪有农民感叹，现在的人对下一代普遍比对上一代好。父母为儿子辛苦一辈子，而儿子也可能不孝顺。这正像另外一句话——“娶个媳妇钱买的，生个孙子爷奶的，挣了钱是他们拽的”，其言下之意是说结婚之后的年轻夫妇，小家庭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并没有投桃报李，而是继续剥削父母。

与此相应的是婆媳关系的变化和出嫁的女儿开始参与养老。婆媳关系从之前的新媳妇敬婆婆，变成了婆婆敬媳妇；当地俗语云“儿多是靠”，因为儿子之间的相互扯皮，养儿防老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已经出嫁的女儿反而成为老年人颐养天年的依靠。养个儿子要付出那么多，而且还可能没有女儿孝顺。随着婚姻支出的攀升，生养儿子成为一种负担，而代际之间双向抚育不能平衡时，农村的代际关系和生育观念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河南省F县农民的生育观念开始改变，一对夫妻生一儿一女是最为理想的，即使两个女儿也可以接受。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改变过来，从功能的角度讲，生养儿女更多的是为了获得天伦之乐。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价值观念整体上的理性化，农民不再将自己人生的意义寄托在子孙绵延的世代继替中，不为了下一代而积蓄财富，那种在婚姻支付上的不具有经济理性的行为会越来越少。

2008年，国家为了拉动农村内需，出台了家电下乡的政策，鼓励农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实际上，拉动农村耐用消费品的动力在于农村的婚姻支付，农村一般家庭往往是在儿女结婚才购买成套的家用电器和时髦的成套家具。因为这已经是农村生活的一般标准了。笔者曾在一些农村看到那些安装了太阳能、购买了冰箱或者洗衣机的家庭，一般都是有儿子在近两三年结了婚的。这些由父母经年积蓄而购置的家用电器，虽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是这些年轻人一年在家里的生活最多一个月，许多家用电器常年处于休眠状态。

婚姻支付中所拉动的耐用消费品消费是刚性需求。这个刚性需求是依靠家庭中代际之间的伦理责任支持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发生在城市中商品房的消费市场上，有社会学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房地产高速增长的推手之一。城市中80后出生的一代人都是有两对父母甚至是祖父母8个老人作支持而在城市中拥有住房。近年来房价高企，房地产市场依然火爆，“丈母娘需求推高房价”之后，以及双方父母和祖父母为独生子女购买婚房的“第三方埋单”现象等解释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这种具有代际剥削性质的房屋消费现象，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人代际之间的伦理责任。城市中的“啃老”现象的存在，也以代际之间的伦理责任为存在条件。从这一层面上来看，伦理责任是中国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的动力之一。一旦支持代际之间的伦理责任不能取得平衡，中国人也像美国人一样，将子女养到18岁，而不给予儿女经济支持，内需该如何拉动呢？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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