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一个理论抉择始终困扰着中国的精英：中国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国际社会。随着经济力量的强大、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对外交往的日益丰富，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但是，与改革年代的其他事务一样，实践又一次走在了理论的前面。书桌上的苦思冥想并未能稍稍规范中国人不知疲倦的急促步伐。今天，中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每个角落，在亚洲、拉美、非洲正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一举一动牵动着世界的视线。这是一个不期而遇的结局。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是如何做到的，甚至也不太清楚究竟身处何方、走向哪里。就像是一个幸运儿，面对突然到来的巨大幸运，难以置信，也不知所措。

       进入世界的独特身姿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一方面惊叹于其东方式的灵活手段、有效机制、务实精神——尤其是对于经历了各种援助或者开发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与此同时，人们也对于这种专注增长，埋头实效的做法充满狐疑：它会长期有效吗？会带来道德和环境灾难吗？会如同历史上的帝国一样，是掠夺和控制的序曲吗？会引发大国之间的对抗和战争吗？

        人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问题的答案或许正隐藏在它的发生过程之中。但那肯定不是全部。现实的行动的确是个自发的过程，需要我们从中阐发抽象。但更需要的，或许是我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流浪民族，或许凭借经济本能和超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就足以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并保有财富。然而我们不是，也绝不可能成为这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共同体，我们不仅要获取恰当的利益，还要让行为可以预期，更要让自己成为人类文明的推动者和源泉之一。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这是中国的命运。对于命运，我们或者听凭她的摆布，忍受她的坏脾气；或者学着认识她，并且调谐自己的行为。

        完成这一复杂而又迫切的历史任务，我们在梳理自身行为逻辑的同时，更要通过历史记忆，来回顾中华民族的特性和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适足之履。开放、包容的天下观念是否蕴含着某种现代世界秩序的可能？民族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恰当的自我意识？三个世界划分的时代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思明辨。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清醒地认知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在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不同治理模式之间、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体性之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自己定位。为此，我们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精英阶层，要学会自我教育，要具备全球视野，以及对复杂事务的思考把握能力，而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情绪性判断或者顿悟性智慧。越是在幸运的时代，我们越是需要有如履薄冰的审慎。因为我们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并不会因为幸运而有哪怕一丁点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