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知

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这一理念源自上海世观院主办的季度研讨会和连续出版物《大观》。季度研讨会“致与会者”中说：研讨会“探究中国成长的历史与性质，在中国社会演化与世界秩序内在的普遍性关联中，确立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国际利益。”已经暗含了：中国如何认识周边世界，将是定义中国国家性质、明确利益所在的前提。在《大观》第一辑“写在前面”中，主办者说：“认识他者，同构于自我认知过程，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也是完成自我定义无可取代的前提。”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提法。

以笔者的阅读视野，“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是学术思想界首次提出的概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它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中国历史古典时期，缺少对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知。《大观》开篇语写道：“古典时期，中国看周边世界，五服之分，华夷之辨”，皆立足于自我叙述基础之上，因“中国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人并不真的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经历五千余年兼并、融合，以中原为中心，形成了物质和精神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古希腊文明呈三足鼎立之势。由于其文明构成足够复杂，地理和人口规模足够大，生产贸易自足性足够强，又由于其西（高山、沙漠）、南（崇山峻岭）、东（大海）三个方向的自然地理条件特征，使其对外交往的主要对手，是制度和文化成就远低于它的北方游牧民族。这使中华文明存在本身具有了绝对意义——文明内核一经形成，绵延五千年，从未中断，且连续吸纳周边民族人口和版图，文明所及，几达四周天然地理边界（障碍）极限。除军事能力间歇性超过它的北方游牧民族，五千年中华文明没有等值交往对手，它就是世界，就是天下，就是唯一；与周边小规模国族间歇性来往，完全出于策略性考虑，因而无法对其核心事务构成挑战。它对外事务的所有失败，皆缘于与北方民族的战争，而失败的结果，往往导致新一轮人口和版图的“扩张”。这样一个文明体，你让它如何用“常识性”眼光打量周边世界？

第二，作为古希腊文明后裔的西方文明崛起与东侵，以及西方文明变种的俄罗斯文明东扩，使中华文明第一次遭遇文明的等值对手。然而起初，中国人延续五千年“天下观”思维习惯，仍把从陆地来的俄罗斯人和海上来的西方人，习以为常地看作穿上马甲的游牧人群。但一经交手，中国人立即感到从未感受过的力道以及其中暗藏的杀机。中国人试图以五千年养成的矜持对待他们，软的（请走）不行来硬的（战争），硬的不行，便气急败坏，大乱方寸（革命）——中华文明从未积累与等值对手交手的经验。当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天下”之外仍有他者，且其文明成就不仅不低于，甚至可能高于自己时，中国人的痛苦无以复加，中国人的身段无以安置。“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喊得痛彻心扉！

有论者言中国人从无认识他人的训练，在笔者看来，是从未有过认识等值他者的训练。“历史长河中，他人永远是被定义的对象，而非自我认知的坐标”，其实是我说你是谁你就是谁，我说你不是谁你就不是——对我，你是谁不是谁并不真的那么重要。“所以，中国人也并不真的知道自己是谁”，——中华文明绝对性的建立，同时也消弭了自我，当遇到等值对手时，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追忆几千年前建构起来的有关天下的理想图式。殊不知，这理想图式，在秦汉帝国体系建立时，早被自己击碎，后来两千二百年重复的，只不过是其幻影而已。

第三，近代以来，中国人也作过理性认识周边世界的努力，比如魏源、梁启超、顾维钧。但所有努力，“或不被重视，化作国朝上下共识，或被一次次激烈革命打断，半途而废”。一百六十年来，中国历史，充满哀怨，也充满革命，甚至不断革命。即使走上和平建设道路，心中还是充满怨恨（对传统）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反动压迫势力）情结，无法平心静气认识周边世界，从而也无法理性定义自己。最近30年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人一个半世纪来，第一次因摆脱贫困而“扬眉吐气”，但却在世界上依然找不到被尊重的感觉。在中国事实上已加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中国人还是难以对自己所处的位置保持清醒和自信。在中国人的经验武器库里，我们既没有自己──天下即我，我即天下；也没有他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两个面相，很容易拐着弯地、换了面具地粉墨登场。而现实情境是，今后的世界格局将因中国的加入而重新定义，而中国根本问题的解决，也将通过这一“加入”过程获得实现。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更离不开世界。如此，建立中国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显得尤为必要而紧迫。

《大观》第一辑以“科耶夫与现代世界秩序”为主题，用会议总主持人邱立波的话说，选取这个人物和他的《法国国是纲要》开篇，目的是对学界（“哲学活动应不应该与现实相关？”）和政策研究界（“有活力、有远见的政策应来自哪里？”）提出挑战。第二辑的主题是“气候外交与新帝国主义”，总主持人王利总结道：“碳时代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全球战略”，“‘后哥本哈根时代的碳格局’何去何从，究竟是碳支配人，还是人把握碳”，对我们和世界都构成严峻考验。”此次会议于去年8月召开，会中激荡出的许多观点，被几个月后哥本哈根会议上诸多事件所证实。

《大观》脱胎于以前的《大国》，但今天的“大国”，实质内容已被模糊得不成样子，缺少理性认知，只剩尖利的喧嚣了。“大观”中的“大”字，表明它关注问题的尺寸，“观”字，代表论者的姿态，不是观望，更不是观摩，而是观察与观照。

（作者单位：万圣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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