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阅读加尔布雷斯：以抗衡力量制约垄断

很难想象，加尔布雷斯仍旧在对我们说话，说得比今天报纸上可以读到的大多数记者和政治家还要有力，还要清晰。但是，似乎很多人仍旧在继续误解他，他们还在为加尔布雷斯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抱不平，并将之归因于主流经济学家的嫉妒心理。毕竟，加尔布雷思犯下了一个学者所能犯的最严重的“罪行”——他受到了欢迎。不仅是大众传媒在热情地追捧他，而且连肯尼迪与克林顿都请他到自己家里去玩过。

其实，圈里的人心里都清楚，如果瑞典皇家学会把经济学奖颁给加尔布雷斯，那么，对诺奖与老加来说，都将是一种嘲讽。说白了，老加从来就没有削尖脑袋一门心思做象牙塔里死磕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也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即使是为学术，他也是为了政治经济的实践活动而锻造理论工具。他一只眼睛紧盯着自己所分析理论问题的现实价值，而另一只眼睛则注视着局促不安的读者。对此，瑟罗（Lester Thurow）对老加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

“他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却驻足于经济事件主流之中。”

或许，只有等你了解了老加个人的人生志趣，你才会真的读懂他在《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书中到底要说什么。

那么，“抗衡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对垄断企业进行限制的力量来自于同类企业的竞争，而上游企业以及下游消费者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然而，老加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命题。

第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少数垄断大企业，它们之间的市场竞争根本就不能制约它们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在老加眼里，现代经济是一个由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组成的二元系统。第一个系统是由竞争性公司和小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市场系统。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但对价格和成本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影响消费者和政府。这正是主流经济学津津乐道的分析主体，而老加却认为这个市场系统在实际上处于现代经济的边缘，现代经济真正的主体是由大型垄断企业组成的计划系统。它们能够运用权力工具，操纵价格，影响消费者、社会甚至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系统中企业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不同，他们能够主动地创造外部环境，因此，常规智慧强调的市场竞争机制根本就不能制约这些“掌握经济权力的恶魔”。在老加看来，只有政府与社会本身才能对这些“邪恶力量”的经济垄断予以制约。

第二，能对垄断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构成有效制约的主体，应该是上游的供应商或下游的消费者。如果他们能够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就能对垄断大企业构成真正有效的制约，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抗衡力量。

在上个世纪中叶，这个概念真地震撼了美国整个主流经济学界，它也为当时美国二战后蓬勃发展的劳工和工会运动提供了合理性的论证。其政策启示再明显也不过了：与其依靠缺乏效率的政府直接干预来抑制大公司在市场上的垄断权力，还不如借助于上游供应商以及下游消费者来形成有组织的抗衡力量。具体来看，供应商或经销商组成的联合体、劳工组成的工会、农民组成的合作社，都是对垄断企业构成制约作用的有效抗衡力量。

接下来我们自然会问，抗衡力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于这一点，作为经济学家的老加并没有讲清楚，也没法讲清楚。他只是很笼统地讲抗衡力量的形成“非常困难”，“培养抗衡力量需要最起码的机遇与能力”。他甚至还认为“抗衡力量的发展是没有规律的”，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政府应该在培育不同市场中的抗衡力量中发挥“主要职能”。

整个论述逻辑如果是清晰连贯的话，应该是从同行业自由竞争无法制约垄断开始，一直到上、下游相关利益集团有组织地形成抗衡力量，再到国家在抗衡力量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老加的论述仅仅是把抗衡力量制约垄断的机制给抖了出来，而他显然在最后两个关键环节上“掉了链子”，语焉不详。

首先，对于抗衡力量的形成机制，我们禁不住要追问：为什么一些领域的抗衡力量比另外一些领域的抗衡力量更容易成形呢？同样也是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则更加明确地解决了这个政治经济问题：根据他的理论，抗衡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体要能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必须获得很强的选择性激励，也就是要能够根据成员的贡献来提供相应的报酬来作为激励。相对而言，利益集中和规模较小的群体更容易获得选择激励，也就更容易统一地集体行动。例如，垄断生产者就容易根据其产业组成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他们的目标明确，群体数量小；而消费者与劳工则相对人数众多，而且利益目标很难统一，所以很难产生有效的集体行动。

其次，抗衡力量与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一谈到国家或政府，老加就犯了经济学家最爱犯的毛病——他们从来不研究政府，却建议政府“干这干那”，他们也从来不考虑政府是否有自己的意愿，以及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到底如何。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理论里，政府从来都是一个黑箱，然而，经济学家却从自己不完善的理论出发，对这个黑箱里的魔鬼提出了过多的要求。遗憾得是，这些政策建议大都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幻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本身就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政府的实际政策从来都不是专家们坐在家里搞政策建议时给“建议”出来的技术性选择，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斗争”出来的政治性结果。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老加是一个异类，他并不迷信主流经济学努力编织的自由竞争神话。制约垄断企业的主要力量，是抗衡力量而不是自由竞争——能走到这一步，他已经将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坛坛罐罐砸了个粉碎。难怪1968年的《时代》杂志要封他一个“全能批判家”的称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经济学“叛徒”的颠覆性创见，却往往只是政治学那儿的基本常识——平等交换与权力强制是人类集体生活两个紧密相连的永恒主题！

更进一步看，经济学之所以无法对抗衡力量等政治经济现象给出有效的因果解释，正是因为经济学在理论上就根本排斥政治变量，政治行为者永远是在经济学的模型之外。说到底，抗衡力量如何得以成形，国家在抗衡力量形成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政治”，需要对社会中利益集团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分析。老加自己虽然一手玩政治，一手玩经济学，两边玩得不亦乐乎，但只要他还坚持经济学研究对象对政治现象的排斥，那他就永远无法把抗衡力量的运作规律搞清楚，也永远无法把抗衡力量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给抖落清楚。

尽管存在这些理论上的不足，但老加的洞见仍然跨越时空，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现实提供了勇气。“人们最容易赞成自己最能理解的东西，”因此，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因为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受到重视的观念”，就是常规智慧！——政府在市场中只用保护产权就够了，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就能发展扩张企业内生能力，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自动技术升级，工会保护劳工会让中国产业失去世界竞争力，自由市场会自动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当然了，被这些“智慧”洗脑无疑是最轻松愉快的事情：哇塞，世界多么简单呀！

相对于常规智慧的说教而言，现实总是复杂的——金融海啸来了，很多人一看到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大力干预，就惊呼“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了。要是老加还活着，他才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在他的理论里，政府与垄断企业的合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本来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实质，所谓的“十天改写资本主义”只是改写了主流经济学神话泡影里的自由市场“图景”。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被常规智慧彻底洗脑而且一点历史感都没有的人，才会惊慌失措、大呼小叫。

其实，如今的金融危机也与美国国内抗衡力量失效不无关系。大企业，尤其是大的金融寡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影响力，其产业链里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与之抗衡。而里根以来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又进一步放松了对这些金融企业的管制。Q条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一个个监管法规陆续被突破和放弃，使得华尔街的“邪恶力量”不断地提高金融风险、攫取垄断利润……老加的咒语正在一一兑现。

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中国国内的垄断企业。这似乎又是另一幅迥异的场景：作为一个“后后发展”的转型国家，中国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之中，因此利用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来将企业“做大做强”，一直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首要目标。遗憾得是，这种发展战略的直接牺牲品是这些国家重点支持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最后所有企业又间接地将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们的想象力已经异常丰富，但我们还是难以想象缺乏制约的垄断权力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大概也就是老加为何要把不受节制的垄断企业称为“掌握经济权力的恶魔”。抛开无用的道德谴责不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垄断企业、消费者，这些行为者之间的博弈关系还需要我们奋力打破常规智慧，做出加尔布雷斯式具有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分析。

从2006年4月29日到现在，这个老头已经过世两年多了，可他似乎还活在很多人心里。与他批评美国社会是一个“没心肝的社会”不同，人们大概总觉得言辞尖锐的他反倒是最有心肝的，委实让人挂念。生活在主流经济学家编织的神话大网兜之下，是这个在南安大略农场长大的孩子战斗一生的经历，而他的洞见及其批判精神，则是戳穿这些神话的利器。如果以后的经济学仍然像今天这样，我们就可以预言，今后的人们还会继续阅读加尔布雷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会把他变为一个完全过时的作家，他的著作只是为了满足学科史的好奇心才被搬出来展示一下。不过，显然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到达那里。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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