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华：伊拉克战争的文化后果

钱国红先生旧著《走近“西洋”和“东洋”》，副标题是“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应读作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便一目了然。

之所以说刚出版的（商务/2009.08）钱著“旧”，是因为它脱稿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距今差不多15年。背后故事，钱先生“后记”中略有交代，但无可深究。这时间差，有某种隐喻，如同当年魏源《海国图志》刻印后在国朝的遭遇——它在日本闹得天翻地覆，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几被打入冷宫。作为普通读者，笔者惋惜的是，走了很多弯路探求那个时代中日两国知识人心灵结构的差异，钱著却早已有了初步结论。《走近》第五章“两个文人知识分子：魏源与佐久间象山”，作者对此有细致辨析与揭示：

日本前近代的儒学思维把生活实用、个人修养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使它们得以独立存在。相反，清末的“今文经学”思维在纠正考据学脱离政治的倾向以后，把即将分离的政治和学问又合为一体。（P40）

魏源的“学政一致”与佐久的实学思想都有实用倾向，但方向大有不同：

魏源毫不怀疑传统思想的价值，把传统思想应用于现实政治，而佐久间象山却有意补充传统思想缺陷物理根据的不足。（P340～341）……魏源的立场源于他“器变道不变”的信念，“因此他的实学思想只停留在强调学问以及外来技术的有效性上”，而佐久“更热衷于‘实理’、‘实验’，他由此找到了一条接近西方思想的途径。”（P341）

因此，魏源与佐久对两国面临西方冲击形成的危机，认识上有着根本的不同：魏源认为，“即使是承认西方文化具有某种价值，那也不等于说就一定会招致中国价值以及文化的崩溃。”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心之积患”，比之西洋文化和价值的威胁，更根本。而佐久认为，“危机在于固有价值缺乏学术根据”，价值危机源于“学力和智力的欠缺”，无论有形的——技术落后，还是无形的——对西方认识不足，皆如此。作者最后总结说：

魏源站立于东西方价值的中间，处于被动超越双方的立场。佐久间象山的立场是站立在东西价值的对立面，在将两者对象化的过程中，选择来自中国或西方的价值，选择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日本的现实需要。（P352）

两国知识人心灵结构的不同，导致对西方冲击（威胁）的认识，有着全然不同的结论。这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日本接受外来思想的传统，使日本知识精英（因而影响民众）并不以固守本国价值为最高原则——极端说，日本没有自己的固有价值，西方冲击前，其价值来源于中国（虽经改造变成日本自己的），之后，他们有条件站在东西方价值的中间，通过对两者的对比，乃至两者的对冲，决定取舍和自己的立场。这一点在钱著中，多有说明和强调。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钱著中涉及不详。即作为形而上的价值系统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原则，中国知识人给了自洽两千多年的解说。说到底，西方冲击前，中国是价值的创造者、输出者，当西方价值迎面而来时，这种对撞是刚性的，躲无可躲。钱著拿魏源作例，说他被夹在两种“价值的中间”，——这还是头脑清醒、写出《海国图志》的一代知识精英的代表所取立场。对于绝大多数知识人，情形更加不堪。他们无法否定生命系于其间的固有价值，因而绝难全盘拥抱完全搞不懂的西方价值。他们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便是与西方价值对抗。当所有对抗招数使用殆尽，中国知识人整体陷入更加可悲的命运渊薮：或者痛定思痛，选择彻底否定固有价值的路向，或者软弱无力地试图结合两种价值优长，开出国族生命新的篇章。前者，先后有两种进路，都失败了；后者，至今也还停留在言说层面，从无可能进到政治实践领域。

一族有一族的生活形态（政治的和日常生活的），或自然天成、以我为主，或借鉴、消化他人，由族人大体上共同信奉的价值所支撑，我们称之为“文明”。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文明圈，价值主体来自中国，但形成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面临外来文明冲击的时候，其选择余地有着天壤之别。问题是，像中国这样有着价值主体性的国族，在西方价值躲无可躲的局面下，到底该选择何种姿态，以求国族的生存与繁盛？放弃自己，坚决对抗，事实证明都不是出路。贴狗皮膏药式的“融合”，也不是什么有价值的选项——一百年搞不定的事儿，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有效性。

必须承认西方价值及建基其上法权结构的有效性。必须承认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应该有将自己的生活安置在自己价值的基座上的权利。或说，中国自觉加入世界进程这一举动本身，能给我们解决中国与西方价值冲突带来隐秘的启示。

《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钱国红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9年9月，28.00元

（作者单位：万圣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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