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颜言：跛足的市场伦理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中国崛起之法治与伦理短板

最近，三鹿“毒奶粉”事件占据了媒体的头条，由于涉及到中国的未来——儿童的生命安全，它立即成为中国奶制品行业的一个黑点；并且迅速展开为一团黑面──人们惊愕地发现，几乎整个中国奶制品行业（即便蒙牛和伊利这样的奶制品巨头也不例外）均有类似三鹿的质量问题，“三聚氰胺”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共同魔咒。虽然中国政府勇于面对此事，公布了奶制品行业的整体现状，但事态未呈缓解趋势，情况不容乐观，三鹿事件有可能演变为“中国制造”的长期阴影和拐点。

是的，市场往往理性到无情的地步。西谚云“你骗我第一次，是你的耻辱，你骗我第二次，是我的耻辱”。一旦人们对某些产品不再放心，进而对某国的人存有质疑，想要重新赢回信任便难上加难。由此可以想象，如果处理不当，三鹿事件的连锁伤害对未来的影响、对整个民族产业的影响远比现在看起来要严重得多。不难预测，在国内，不仅奶制品，其他食品的质疑之声也会高涨起来；在国外，有可能引来对奶制品外其他中国产品的质疑（近日的东莞“毒沙发”事件更是为质疑之声增大了分贝）。所有这些，将使得中国经济四面楚歌，国人辛辛苦苦通过奥运会和残奥会所构筑的光辉形象也不幸被“毒奶粉”毁于一旦。

更让人无法理解和感到愤慨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后，奶制品同行集体选择了沉默，竟没有一家为安抚消费者和赢得更大市场份额，敢站出来声明与三聚氰胺无关。这本身就预示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潜意──果然，接下来披露的事实表明，这些同行或者说整个中国的奶制品行业早就心知肚明自己的奶粉也含有三聚氰胺，所以他们其实是在明知故犯──而且是在目睹三鹿公司的可耻下场同时耳闻舆论的强烈谴责的情况下的明知故犯！所有的商家依旧在高压环境下继续顶风作案！直到有关部门查出问题，强令产品撤架。

我们无法回避的震惊在于人命关天的奶粉，为什么企业明知质量不过关、明知有毒甚至明知其同行已经东窗事发，却还敢继续销售？面对如此唯利是图的企业行为，人们必须深刻剖析，是什么暗助出这类丧心病狂的企业行为，以及是什么孕育出这类毫无底线的企业文化？显然，我们已经到了不得不深刻检讨和反省的时候，反思我们的改革、反思我们的发展、反思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及文化更新。

不假思索地抱怨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这类不道德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是商业社会的必然结果，其实，我们今天的毒奶事件与市场经济不仅没有直接干系，甚至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没有得以系统建设和落实。我们目前所实践的经济改革如果一定要与市场经济扯上联系的话，那也是跛足的市场经济。由此附带的市场伦理同样是跛足的市场伦理。抛开法律监督的失位和低效不谈，跛足的市场伦理无疑直接导致了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的两大弊端：

一是在财富积累上，金字塔上的不少佼佼者并非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依赖官商勾结，恶意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是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挂羊头卖狗肉、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的现象常有发生甚至比比皆是。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人在其身外缺乏高效的法制监督、在其身内普遍缺乏自我约束的道德伦理。

让我们再次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基本认识，这样有助于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市场经济赋予人们社会分工的本质特征，其优点是使生产得以专业化进行，从而资源能够高效率地用于财富创造。社会分工的另一面，是需求必须通过交换来实现。交换大范围的进行需要人与人之间存在信任关系，尤其存在“巩固”这一关系的法制。即谁在交易中不负责任或非法欺诈，损失方可通过法律手段得以维护自身利益。这样，诚实守信、买卖合理、遵纪守法的道德准则便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人们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如此，市场才得以配置社会资源，创造财富、增进繁荣。正因为这样，有些人会把市场经济说成是价值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并指出市场经济是人道主义的东西、是社会文明的象征。

然而，我们商业环境下的真实交易却免不了泥沙俱下！首先，这与我们的法治建设不到位有关。一旦落后的法治导致人们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成本过大，不法分子和不法商人就会发现违法情况下获得的利益更大，于是市场交易规则便惨遭践踏，丛林社会弱肉强食的画面便再现在人们面前。其次，也与我们社会道德伦理滑坡有关。如果说法治社会可以从外在牵制和惩罚人们的不良行为，那么道德伦理则可以从内在、人们的心灵处净化和修正人们的品质行为。普京在竞选俄罗斯总统时的竞选口号是恢复俄罗斯民族的道德和信仰。这里的信仰指的就是宗教信仰。毫无疑问，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苏联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空洞已成严酷的事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会多次出现肃反和阶级斗争的人间悲剧。要想重振俄罗斯民族，除了民主、自由和市场外，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道德伦理成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不幸在于，当今中国社会，同样是道德伦理空洞或滑坡的社会。

如此一来，我们不奇怪本来可以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国家栋梁的商人和企业家，怎么在中国竟变成了没有良知、利欲熏心的代言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名牌企业长期竞相把三聚氰胺用于奶品制造！可以说，市场经济不仅主要以法治社会来捍卫，也需要相应的道德伦理来辅助。我们应该理解、或至少不至于逃避一个既是技术也是理念的课题：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为求市场经济正果，最终必须经历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为市场伦理而投资。些许值得乐观的是，我们社会现在已普遍认识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尽管铸造这样一块良好的基石绝非易事，但这决不是我们知难而退的借口。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社会正是在这条必经之路上徘徊不进。以致于导致了不少相当严重的问题：奶粉市场如此，我们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医疗、教育、保险市场等亦莫不如此！股市和房市之所以震荡较大，也跟市场规则及市场相应配套的法治、道德伦理等不明确、滞后有关。总之，市场经济是规则明确的社会体系并且需要法治、道德等上层建筑的配套进行协调，任何环节的缺失都意味着市场经济将成为空中阁楼。

在此需要强调，市场的正式规则永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人们还需要好的商业文化来为好的市场行为保驾护航。在美国，所有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有一个无须写入学生手则的共同手则，那就是“十诫”，诚实守信、本真无欺成为其商业文化的主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自然形成一整套现代商业的有效约束和激励，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改革的不适配——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法律）改革遥遥滞后，而文化（伦理）的更新无从谈起，致使适应于现代商业的上层建筑至今仍远未形成。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商人和企业家通常是国家的社会栋梁，然而在中国，“无商不奸”至今似乎仍是商家成功的秘诀，也是老百姓普遍对商人的评价。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崛起的步伐真的是漫长且艰辛，瓶颈在于我们的文化背景支撑不起现代化的崛起。就好比我们想要建一座50层的现代化高楼，然而传统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人的人格的地基却只能承载5层楼。

当然，中国并非不在努力建成良好的市场经济，事实上中国人为此已经付出了很多牺牲和勇气。回顾近现代史，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我们从船坚炮利学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人家坚船利炮的不断改进我们懂得了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教育，又因政府主导科技与经济的失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数已是160多载光阴。但是，这一条现代化变革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甚至有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的感觉。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问题的结症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到更远的历史去观察。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非常了不起的文明的融合与大国崛起。一次是汉朝，汉朝是儒道互补，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的各种文化，到此变成了最优秀的儒道间的相互融合，特别是形成了董仲舒新的以天人感应为特点的儒家学说，其所建构的精神资源支撑了汉朝的崛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国崛起，是我们之所以自称“汉人”的历史大背景。第二次伟大的崛起是唐朝，唐朝是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当时的情景据说“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在儒释道融合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有了唐的大国崛起。是的，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事实，有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做后盾的具有包容特色的文化根基，是社会得以和谐发展、国家得以富强崛起的有利条件。

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的社会，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该是让市场经济为我们的富强崛起大展身手的时候，然而实际情况是，经过30年来的改革洗礼，人治思想和特权阶层依旧根深蒂固。这些思想和阶层形成的强大势力无形之中对制度开化、文化开明、市场开放的现代化建设起到阻碍作用，进而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化以及法治化和道德伦理的包容化均难以取得实质突破。

以上如此对比鲜明的两面处境正是我们现实社会的双重写真。就好像我们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交通四通八达，宇宙飞船探索太空，奥运举办征服世界，经济连年快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连牛奶的质量都把持不住，民工经常讨不到薪水而不知所措，少年被黑窖奴役，国民的人均收入之低几乎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基本住房，老百姓为自身的教育、医疗、保险负担沉重，人们不敢花费也没钱花费诸此种种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从而直指我们的社会体制的落后现状。

那么，如何深化中国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即人们今天常说的，如何进行实质性改革呢？这也恰是中国30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所在。对此问题的思考，重要的不仅是在经济层面上制定何种政策，还应思考从怎样的市场理念出发来构建经济政策，进而延伸为对市场理念本质的思考和还原。如此，我们最终将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要在中国树立市场规则，就必须建立法治社会；与此同时，还必须通过文化更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主流价值观——这同样是中国改革中所缺失的一环，它与信仰的缺失有关，如宗教精神，不应该被人们普遍遗弃。不言而喻，这不是仅仅靠经济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

土壤和气候决定小草的成长。三鹿奶粉及其同行的危机表面上是食品危机、是监督系统缺位的技术故障，其本质却是市场体制和道德伦理的扭曲──换一种说法，与其说中国奶制品行业的质量危机是中国食品业的偶然危机，不如说是中国法治和伦理双重缺位下市场经济单兵前行的必然危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真的很幸运，得以用奥运会来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大加庆祝，同时也用盛大的奥运开幕式来为中国的大国崛起加冕。然而，财富崛起和力量崛起越显著，法治和伦理的短板也更加凸显，价值观和道德的积弊就更加令人不可容忍。当全球经济进入冬天，当中国经济也进入冬天，当本轮中国经济增长连同中国的发展模式都一齐进入到拐点之时，三鹿事件会成为告别旧的跛足道路，走向新的法治与伦理建设的拐点吗？我们期待着。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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