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康杨平：创造非物质文化的生活方式

——与上海证大投资集团戴志康谈企业家的文化自觉

杨平：以我所知，戴志康董事长和证大投资集团是企业界多少有些另类的存在，证大集团的丽笙酒店、九间堂别墅、大拇指广场、证大艺术馆等建筑作品，无一不显示出另类的文化特质。我以为这些与企业家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觉有关。

戴志康：我同意你的评价。企业家是实践者，但如果没有文化的自觉，其实践只能是空泛的躯壳。在文化追求方面，我更多的是传统文化的实践者。在我身上，西方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并未浸入骨髓，倒是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文化基因。

杨平：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对自身的文化基因有了清醒的认知和把握？

戴志康：从35岁开始，我常会思考一些宿命性的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的命运为何会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同学、兄弟姐妹中只有你一人成功？为什么人民银行金融班在北京五道口的那60多个同学中只有一两个成功者？这个社会还有可能铸造更多的成功者吗？

思考这些让人痛苦的问题时，我必然会总结自身的文化遗传。我发现，在学校课堂里教给我们的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东西并不指引我们成功，倒是来自父母、家庭的东西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我的父母甚至整个家族都是文盲，但从小家族熏陶我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却深刻地影响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家族文化力量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个人命运、家庭命运和国家命运一体相联。从这个角度，我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重新思考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

比如祖先崇拜。我父母较早过世，每年清明都要祭扫，每年的这一日，整个家族都会聚在一起祭拜祖先。这是一种凝聚力。在这一刻，人人都会意识到祖先是最重要的，它会让所有人摒弃世俗的商业利益聚集起来，它超过了对民族、国家等其他习惯的重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也同时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特质。

我常思考，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文明绵延不中断？短期看，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的种种主义影响巨大，但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它们会是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吗？我以为它们最终一定会融入中国悠久的文化中，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杨平：在你的企业实践中，传统文化对企业组织、企业制度、企业文化建设有什么影响？它对企业帮助大吗？

戴志康：传统文化不是功利性的工具，它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是世界观。当然，由于运作企业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一定会在企业管理中体现出来。比如企业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德国人制定规则很认真，执行起来也很认真，而中国人却不是很认真，没有规则也常常能忽悠过去，认为差不多就行了。中国文化是自然主义的，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一切随缘。中国人没有进步观念，历史是周而复始循环的，太阳天天升起，明天的太阳并不比今天更美好。西方文化是理性主义，普通人都有原罪，绝对好的是上帝，人要救赎自己，向上帝靠拢。

当然，企业、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是从西方学来的，这类东西的运作要按它自己的规律进行，这就要向西方学习。

杨平：那你强调的东方文化特质，又怎样与企业建设结合呢？

戴志康：做企业首先要有利润，但利润并不是天天有的挣。经济有周期，企业有浮沉。如何让企业长期生存下去，成为百年老店？如何让企业里的人长期凝聚在一起？这就需要文化。

与此同时，做企业就要做产品，你的产品要符合人的需要，这时你要考虑中国人需要什么？他根本的文化特性是什么？这时就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文化去营造、组织一个产品，来满足人们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心理的需求。这些都是文化。

杨平：你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如何运用到你的产品上呢？

戴志康：证大主要做房地产，在我看来房地产主要是人文建设为主。一个房地产项目中20%~30%是工程建设，其他的都是人文和文化。

比如我们的大拇指广场。在浦东这么多的商业区中，没有一家像大拇指广场这么旺。为什么？前几年搞这个广场时，一堆人给我讲美国的商业模式，大卖场、shopping mall但我觉得不对。中国人的商业区建筑都小巧玲珑、亭台楼阁，中国人逛街不单为了买东西，商场、社区、街道这样的地方主要是为了交流、交往，满足情绪性的需求。商业区的组建方式是一种人文理念，要开发出老百姓所需要的东西，这样才能先挣人气再挣钱。这就要有人文思考，不迷信所谓理性主义专家的分析。

杨平：你正在筹建的喜玛拉雅文化中心有些怎样的文化思考？

戴志康：喜玛拉雅文化中心追求的是社区文化建设。浦东到处高楼大厦，但没有生活消费，更没有文化生活。有些政府建的文化设施，但不亲切，离老百姓太远。我们建这个文化中心，就要考虑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融到一起，同时又能与商业融合。

具体说来包括两块，一块是当代艺术剧场。这个剧场要做一个边吃饭边看戏的地方，像老舍茶馆，1000~2000个座位，舞台插在观众席里，上演昆曲《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演一些经典的原创的曲目，让男女老少都来看。这是中国人看戏的方式。第二块是艺术馆，它的宗旨是致力于发现、支持当代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艺术作品，成为反映当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窗口。喜玛拉雅文化中心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它既与百姓生活重合，又能引领这个时代。

杨平：你的大拇指广场现在就有个艺术博物馆，参观的人多吗？

戴志康：不很踊跃，但也还不错。中国的现状是能逛艺术馆的人太少，接受过艺术基础教育的人也太少。人们从小被高考的那道紧箍咒给束缚着，缺乏想象力，缺乏艺术鉴赏力。我们的艺术馆其实也是个艺术教育机构。

杨平：你的追求已不像个商人，倒像个文化人。

戴志康：我是个有文化追求的商人。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有种责任，就是寻找和创造我们文化里的普世价值。这个价值不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而是全球的价值、人类的价值。我们要将中华文化过去积累和今天创造的东西拿去影响全世界，让世界知道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能使人类社会再生存5000年。

杨平：据我观察，房地产业走的路子基本上是标准化、模式化、板块化，其核心目标是降低成本、快速复制。而你的建筑文化理念却似乎相反，个性化、非标准化，这在商业中是有风险的。

戴志康：作为商人，我开始时也与大多地产开发商一样，做大，做复制品，但一旦走入实践，这种简单可复制的东西就令我反感了。这其中当然有风险。但我们观察一下汽车业，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都造汽车，美国人用福特、通用的流水线作业迅速做大汽车业，成为全球老大，而日本人、德国人则兢兢业业，不仅有汽车，还有汽车文化。现在看结果，美国的克莱斯勒完蛋了，通用也差不多了吧，奔驰车却生命之树常青。美国号称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国家，但一百年后呢？谁会生存下来很难说。

我认为，真正能把文化的东西做到产品里的才能做成百年老店，也才能真正有保障地规模扩张。在商业竞争中，有比资本主义利润原则更大的法则，它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

杨平：证大集团的文化自觉，在挣钱之外，最本质的追求是什么？

戴志康:我希望证大的文化实践，能够引领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我希望把人们的生活追求更多地引导到非物质文化上去，这是一种更永久的生活方式。

杨平：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一个商人想创造非物质的文化生活，这与商人的定位错位太大了吧？

戴志康：非物质文化生活也会创造消费、贸易，也创造财富。非物质文化生活并不一定脱离物质，而是物质与文化的融合，也可以将其称为回归简单自然的生活。

传统中国一向由文人主导。它一直有种本领，即引导人们追求精神生活，比如寄情山水、琴棋书画。今天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就是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当地球几亿人口时，地球空间可够你不断开发，而当地球上60亿人口一起追求物质欲望时，环境就崩溃了，战争就爆发了。

很多人认为科技进步可以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可以创造新的生存空间。科技进步当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科技本身又带来更多问题。科技帮助人类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但植物多样性迅速消失；科技造福了人类，但其他动物濒临灭绝。如果某一天生态平衡由于科技进步被彻底打破，灾难、瘟疫就会大规模爆发。我相信，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会看到这些负面效果的。

因此，中国人必须要有文化自觉。不去追求最终必然失败的前途，而是靠文化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

杨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就是思想解放，其本质是解放人，解放人的物质欲望，解放人的物质追求。

戴志康：今天我们已经从片面追求精神、忽视物质欲望的思潮中解放出来了，但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比从前更幸福吗？我们感到了人际关系的紧张，感到了道德沦丧，感到了精神的空虚。当大多数人把人生幸福寄托在物质财富上时，就必然感觉生存空间的狭小，到处都是敌人。

我们现在的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显然不能解决人的所有问题。我以为还是要走中间道路，找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点。

作为商人，我的职责是一方面让更多人生活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引导人们追求真正审美的生活，或者称非物质文化的生活方式。

杨平：你怎样看待自由、民主等现代启蒙主义的价值？它是我们30年来发展的基本价值支撑。

戴志康：对每一个个体人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对于群体来说，如何看待和使用民主赋予的权利是最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民主背后的价值原则。如果这个价值原则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的贪欲，那这个民主就很危险。

对于民主、自由、科技进步、市场经济，都应该有更高的价值原则加以指引和约束。自从中国人加入全球体系中，我们更多地是被资本主义价值原则所引导，我们没有重构起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没有驾驭资本原则的意识形态，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人就像草原上的羊群，是和平的食草动物，其组织方式就是跟着头羊走，千百年来一直和谐地生活在世界上。现在非要大家都变成像狼一样的食肉动物，用民主方式来组织大家，这种所谓的转换升级对我们这个群体是更和谐了呢？还是更安全了？

杨平：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戴志康：我对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拥护的。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这一发展模式根本相关。我认为过去30年中存在的问题，也主要是社会转型中没有更坚决地贯彻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同时也未能更坚决地贯彻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

从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健康的部分，它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未来的30年，中国的道路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和模式或许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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