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溃败

——没有制造业、没有新观念、我们的经济以什么为基础？

大约75年前，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大受打击。亚当·斯密说过，通过“那只无形的手”，市场会引导经济走向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但在当时，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失业，人们就很难相信亚当·斯密的上述说法是正确的。一些经济学家仍坚信自我监管的市场，他们认为，从长远看来，只要我们耐心点，市场就会自我复苏，经济也将得以恢复。但是，凯恩斯的精彩的驳辞今天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从长远看来，我们都会死去”，我们不能等待。今天，甚至连保守人士也认为政府应该出面干预，以保证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

那些相信自由市场的人，现在再一次受到重创：虽然我们还没有陷入“官方认可的”衰退中，但半年多来，美国经济没有创造任何新工作，而同时美国的劳动力却在继续增多。如果1929年的大萧条削弱了我们对宏观经济学的信心（保持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持续增长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对微观经济学的信心（市场和公司有效分配劳动和资本的能力）也在遭到破坏。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当，严重的风险管理不善，私营部门不得不寻求政府的帮助，以免整个经济系统溃散。即使是联邦政府出手干预，我估计美国经济的应有产出——我们投资于实体行业，而不是为无力承担房贷的人提供抵押贷款——与我们在经济衰退期的产出之间的差距，将超过1.5万亿美元。

在美国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负责分配资本和担负风险管理，一旦出现危机，金融市场就成为众矢之的，而它此次的失败又重新让政治（和经济的）左翼旧话重提。考虑到美国经济正在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增加对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的依赖，这些人一直就担忧整个经济状况并不牢靠。毕竟，难道“坚实的物品”——美国人吃的食物，美国人住的房子，我们搭载的汽车和飞机，为美国人提供热量和能源的天然气和石油——不是我们经济的“核心”吗？如果是这样，难道它们不应该在美国的国民产出中占更大的比重吗？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简单回答：错了，不是这样的！美国生活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创新经济时代。由于美国人的创新精神，美国人可以拥有想吃的任何美味——比美国人应该吃的还要多——虽然只有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虽然只有9%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但美国仍然是制造品的最大生产者。与从前相比，美国人应该“聪明”地工作，而不是去“辛勤”地工作。美国在教育和技术上的投资可以使美国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标准，并且寿命也能更长。美国在众多高技术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用这些软支出带来真实回报，这便是证明。的确，我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如果美国在这些领域有更多的资源的话，美国应该做得更好。

然而，如下这种看法更有道理：美国最近的成功是建立在用纸牌搭建的房子之上的。在最近几年，金融市场成为超级富人的赌场，走运的参与者可以获得万亿美元。我也同意同性恋应有更多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伤害到别人。但这就是难题所在。这些狂热的赌徒不只在用他们自己的钱赌博，他们也在用别人的钱赌博。他们让整个金融体系处于险境——事实上，是让整个美国的经济体系处于险境。而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在付出代价。

金融市场被比作经济的大脑，它应该分配资本，同时也管理风险。当金融市场表现良好时，经济一派繁荣；而当金融市场表现不佳时，每个人都会遭殃。今天，美国人再次体会到了这个基本的常识。金融家们在金融市场上获利丰厚，最近几年，他们已获得了30%的公司利润；而按照经济学的标准说法，这些报酬也与他们的社会贡献是相称的。金融“巫师”们可以带走大量金钱，但社会上其他人的境况本应也变好，因为相比于存在欠发达（和获利更低）的金融市场的社会，美国的资本会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因此带给金融市场的部分获利是为了鼓励创新——通过风险投资之类。

虽然创新可以增加利润，但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提升福利。比如，当香烟行业研制出更容易使人上瘾的产品时，香烟利润就可能增加，但由此致死的人和其家人的情况并没有变好；为增加卫生保健成本而支付账单的纳税人，他们的经济情况也没有变好。今天，食品公司依然如故地研发易使人上瘾的食物，这种食物极有可能增加公司的利润，但会导致肥胖症的流行，社会福利也不会因而增加。再比如，微软凭借对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控制而进行垄断。微软的战略很巧妙，它依靠置竞争对手（比如网景公司）于死地增加了利润，但其所作所为也让创新产生令人恐惧的效果。

揭示金融系统的所有问题，这个任务是困难的，但大体上，金融体系最新的创新是用于设计获利机制，这种获利机制大部分是异常不够透明的，但是这套获利机制却允许产生与社会利益不相称的大量收益——这些都是所谓私人报酬。按照经济学原理，市场竞争使利润趋向于零，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一原理却显得并不可靠：这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源自不透明），带来不完全竞争。当年复一年，一家家银行获得的金钱如此之丰厚，人们就应该怀疑某些事情出错了。当数百万美国人欠信用卡公司和银行数十亿的“滞纳金”、“罚款”和各类其他费用，将那些拖欠付款者的20%高的年利率转变成100%或以上的让人恐惧的高利贷时，人们就该怀疑某些事情出错了。

最糟糕的问题——如次级贷款市场已经发生的那样——很可能出现，不透明的费用结构与对过度冒险的激励，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并且开始发挥作用，冒险可以为财务经理获得一年的高回报，虽然这些回报会由下一年的更大损失所抵消。次贷危机的背后是，抵押贷款被用来鼓励人们反复地进行住房融资，这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老鼠会”，只要房屋价格继续上涨，这个结构就会为抵押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管理费。但是，只要是泡沫，就会不可避免地破灭掉。但是，到那时，这些财务“巫师”已经将大笔的“利润”放入口袋溜之大吉了——当然，这没准就是他们所希望的。

换一种方式来看，金融行业的人员只要刺激经济增长，就能分配资本和管理风险，进而他们就会有可观的利润。但他们想要得到更多，就不惜建立起鼓励赌博的激励结构。如果他们赌赢了，他们会拿走利润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赌输了，投资者会承担后果。整个金融体系就成了个大赌场，体系被经营赌场的人操纵，经营赌场的人获得丰厚回报，其他参与者却要付出代价。在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赌博是零和博弈：赌场老板的所得基本上相当于参与者的损失；而在赌场般的金融市场，则是负和博弈。那些华尔街的家伙们带着几十亿美元下场了，不过这几十亿美元比起我们其他所有人所付出的，就相形见绌了。有些人失去了他们的房子和一生的储蓄，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梦想已然成空，更不用说他们孩子的梦想了。还有一些无辜的旁观者，他们一直在拒绝抵押经纪人和信用卡公司的虚假承诺，但现在却发现，随着经济减缓，他们也丢了工作。财政收入骤然减少，被迫削减对公共服务的支出，穷人正在受到伤害。

美国金融体系的阵痛，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即并非一个罕见的、百年一遇的事件。实际上，在过去30年左右，全球各地有超过100次的金融危机。仅在美国，我们就经历了1989年的储贷危机、近10年间早些时候的网络泡沫、世通事件、安然问题、现在的次贷及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市场崩溃。除了这些美国的全国问题，还有地区问题——因过度贷款而引起的房地产危机，发生在80年代中期的德克萨斯和西南地区，以及90年代早期的加利福利亚和新英格兰。在每一个例子中，金融市场都未能做好分配资本和管理风险的工作。90年代晚期，过多资本投向光导纤维，在崩溃的时候，估计97%的光导纤维投资不见天日。

简而言之，美国经济的问题统统是我们把过多资源投向“柔软”的领域，投向“坚实” 领域的资源则太少。当然，问题也并不一定是我们分配过多资源到金融行业，同时给他们丰厚的回报——尽管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很坚实的论据。对真正的风险管理（让普通的美国人在市场风云变幻之时仍然安然无恙），我们所作的努力太少；而对创造增加风险的金融产品，我们所作的努力又太多——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获取来得容易的钱上，把太多努力投入在增加利润上，而增加真实财富的努力，则做得远远不够——不管财富是来自制造，还是来自新的经济观念。1930年代和当下，我们都上了沉痛的一课：无形的手经常看起来是无形的，因为它本来就不在那里。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稍微严重的市场瘫痪。在最坏的情况下，追求自利——公司的贪婪——可能导致今日国家面临的困境。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首发于2008年9月10日美国《新共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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