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海洋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12海里领海宽度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承认，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愈演愈烈。对此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而多数研究均将领海主张置于事件史中加以观察，也即将问题的由来、发展、走向当作一系列事件前后影响的过程。此类处理根本上循蹈《公约》的确权技术及历史证据规则。但现实地看，争议各方并不会因为法理研究的逻辑自洽而握手言和。

Hans Dieter-Evers在《国际亚太研究》（IJAPS）2014年1月刊上撰文指出，要想更好地理解南中国海问题的复杂性，必须抛弃以往的事件史进路，在更加深刻的文化背景下重新思考。文中将历史年鉴学派和韦伯社会学当作思想来源，认为前者的“长时段”史学方法有助于克服对个别事件或冲突的近视，而强调行动背后的文化与地理根源。由此，又需要藉借韦伯社会学，理解行动者“主观意欲的意义”及其行动意义发生的语境。二者又由斯宾格勒（著《西方的衰落》）的“空间”概念相楔接。空间的社会建构是长时段历史的产物，一来由文化价值所决定，一来联系着现实的需求与欲望，从而有助于阐释当下的问题。

具体而言。作者首先将南中国海归为“地中海式的海域”：与地中海相似，岸到岸距离最长处近四千公里，和其它海洋仅以狭窄水道相连，最重要的是，它被多种类型的国家环绕，既有陆地国家，也有海洋国家和岛屿国家。对举地中海19世纪以前史，北京和东京被比作罗马和迦太基，新加坡正如南中国海上的威尼斯，而槟城则是东方的马耳他。地理特征决定了地中海式海域的主权纷争，同时也对环海地区文化样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与地中海文化不同，虽然在爪哇海和马六甲海峡地区存在所谓“南岛语族”以及后来的“努沙登加拉文化”，事实上，南中国海从未发展出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域。在这样多元异质的文化背景下，对传统渔业资源和现代油气资源的争夺显得更加不可调和。因而要回答环南中国海国家为什么不能像地中海或波罗的海国家那样达成妥协，需要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上分析海洋空间和以陆地为基础的空间之间的重要差别。

水在马来人的空间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努沙登加拉被视为岛屿之间的海上空间，土地仅仅是连接各方水域的通道。与此相对，中国人的思维则基于土地，对海洋的态度一直是“渴望但鄙薄”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在海事上秉持“近岸防御”的传统保守战略直到1970年代末才由邓小平修改为“近海防御”。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空间具有明显的界线。屋舍坐落成排，城市围墙而造，就连墓地中的坟冢也按照风水的要求安排位置和方向。而在马来文化中，房屋和坟墓的建造都不遵循任何清晰可见的范型，马来文中甚至没有“城市”的概念。以日惹和梭罗两个苏丹国为例，两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国界，政治权力从各自王邸出发，依距离逐渐减弱，在权力的远端，村庄相邻但可能归属相异，从而在权力边界上往往形成宗主权的地理重叠。形象地说，政治版图是“曼陀罗”式的。

作者就此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正是基于此种有边界的空间观，而这与曼陀罗式的空间观完全不能相容。在努沙登加拉文化中，海域从来都是自由而开放的，而中国认为南海必须成为一块有国界的领土，从而行使排他性的领土主权。这不仅是长时段历史的产物，也是斯宾格勒意义上的源始象征（Ursymbol）：经济发展如逾百年，其中变化可以无穷，但就文化价值而言，四十年的历史怎能消解四千年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