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晚从2005年始，美国和平基金会与《外交政策》每年联袂发布“失败国家指数”，预警国家失控的危险。据说失败国家至少具备四个特点：失去或不能维持领土控制；集体决定权受到侵蚀；不能提供公共服务；不能以全权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这个套套逻辑聚讼纷纭。事实上，正如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所言，这项政治修辞“通常都是用来指那些对美国存在威胁的国家”，而若抓住概念的基本表象，美国或许比任何国家都更适合这个头衔。

当然，若不深究“失败国家”的严格定义，就不必如乔姆斯基走得那样远。十几年来，失败国家成为恐怖主义、地区混乱、犯罪、疾病和环境灾难的代名词。“为了解决这些根子上的毛病，美国不得不伸出援手，在新帝国主义的尺度上大兴国家建设，以帮助这些出了问题的国家”，进而失败国家如何危险在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中渐居主流。这一观察来自美国军事学院教授Michael J. Mazzar的《分心十年待安魂：“失败国家”范式的兴衰》（载《外交政策》2014年第一期）。

Mazzar将“失败国家”范式的兴起上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许多战略专家认为美国在冷战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他国脆弱的国家结构，而发生在地球上的任何政治动荡都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9·11”之后，两党对此问题由分歧转向共识，“凡是在右派强调安全和恐怖主义的地方，左派都会添加上人道主义关怀”。而作者也提醒，“它在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为美国决策者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国家权力的盈余？……美国人找不到像样的对手，眼下也没有一场需加阻止的战争，于是便有了一项新的外交使命：对失败国家施以国家建设”。

定义之暧昧映射出运作之混乱。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声称自己致力于构建贸易与金融的全球体系，而为了防止这样一个国家间相互依赖的体系解体，征服是手段之一，但绝不该居于首位。国家建设的执着反倒造成了传统威胁的复苏。深陷“两场看似永无休止的战争，再加上半打潜在的稳定行动”，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步履蹒跚，对宏大的战略构思和外交转型似乎再也提不起兴趣。再者，失败国家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国家建设往往是在技术化的非政治层面上开展行动。试图强行改变某个政府或社会，意味着悬置本地政治权威，如此一来，外部干预的逻辑破坏了内部改革的动力，又何谈真正有效的建设？

Mazzar在疲于应付的美国官员身上看到了置换失败国家范式的必要，“重整失败国家、稳定动荡社会，新帝国主义的理想在面对更为重要的美国全球角色和社会变革的真正机制时总是显露出缺陷。……这将使一个更加持久、更加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得以可能，让美国重新重视对其意味着更长期的和平与安全的角色和使命。……最重要的是，分心十年之后，我们学会了简单地面对现实”。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中从来如影随形。罗伯特·卡根在《危险的国家》中追溯了二者共同的源头：从英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天命”（manifest destiny）思想，掺杂着例外论和对“完美”政治体制的自信，也孕育了以文明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行使征服权的理据。“这不是单纯的种族主义，而是文明主义。”因此，“就像是最具扩张性的民族一样，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侵略者”。

相形之下，六百页之巨的《国家缘何失败》，努力为失败国家寻找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若非不明所以，便是离题太远了。  （文/木怀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