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国内充斥着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想界和见风使舵的传媒的误导，日本在我们眼里总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东半球最顽固的堡垒，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事实上，坚守着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和企业内工会制三大法宝的日本经济，不仅与新自由主义相去甚远，甚至跟资本主义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充满了社会主义派经济学家与凯恩斯学派的斗争，而新自由主义则相对局限在学院内部。但是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爆裂之后，日本经济一直一蹶不振、趋于停滞；哪怕在日本国内人气极高、风格果决、近三十年在任时间最久的小泉纯一郎，虽然携财相竹中平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仍未能扭转局面。2012年底，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重回首相府，并执意要展开更为狂飙激进的经济改革，外界一时议论蜂起，而安倍上任的三板斧也被人们戏称为“安倍经济学”，以及更为细化的“三支箭改革”。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诺阿·史密斯（Noah Smith）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强调安倍经济学的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三支箭改革”能否真正的拥抱新自由主义以摆脱国家主导下种种经济痼疾（如银行庇护关系良好但濒临破产的企业，性别歧视、进口壁垒，等等），同时还要面临国内保守势力、新制度运行的社会成本以及日本国民有限的耐心。

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三支箭改革”分别是：大胆的金融政策、迅捷的财政刺激，以及更为根本性的结构改革（包括放松企业管制、鼓励民营资本、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自由贸易区）。其中第一点、第二点由于主导权主要在政府方面，所以实施迅速，优劣并存。而第三点结构改革其可行性则备受各方质疑。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企业的文化传统过于强大，性别不平等、终身雇佣制以及年功序列等等，都制约了日本经济转型的可能性，而外在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结构单一等社会问题，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史密斯教授看来，只有彻底地去管制，打破企业枷锁，降低进口关税壁垒，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银行和企业间的庇荫关系，改变传统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才有可能在根本意义上成为日本经济在千禧年之后逆袭的助力。换言之，只有彻底拥抱新自由主义，践行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竞争环境，才能使日本不至于重蹈往日改革失败的覆辙。但是史密斯同时也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免费的午餐，日本必将在改革的过程中面临传统安逸社会的抵触情绪、既得利益的金融机构和大小企业的抵制，还有就是不确定性更强的高失业率、工作保障的下降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但是如若撑不过新自由主义式改革阵痛的最初阶段，等待日本的将还是“国家-公司体制”的传统社会，而其经济也会继续深陷于通货紧缩的停滞之中。  （文/阿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