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后，随着人口自由流动管制的放松，城市建设和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工进城打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出口贸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基于很多原来的地级市、县城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其规模、体量逐渐扩大，许多不足十万人的行政区划，渐渐发展成了数十万人集聚的重要二线城市；另一方面，政府也渐渐意识到，人口集聚所带来的需求增长，会极大地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本的自然积累，成为经济新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过五百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的迅速涌现，也引起了很多关于大城市发展战略理论、小城镇发展战略学说、城乡统筹、农业人口的再就业和城市化等诸多层面的讨论。

理论争鸣的盛况使得政策纷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又反过来直接刺激理论升级，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多年来的各界争鸣内含两条主要的理论线索，第一，城乡统筹思维的确立，第二，城镇化内涵的不断扩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上升，农民进城买卖农副产品、进行小规模商业买卖的情形渐多，中央鉴于实际情况，准备逐步开放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大门。首先由国务院农委主任杜润生提出准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从事商品买卖和务工。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则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小城镇，大问题”，鼓励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提出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的指导思想。

与国内政府和学界积极吁求城乡人口流动不同，同时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书中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轻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严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预示着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去容纳巨大的劳动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与陈斌开的合作论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这一判断。沿此历史观察，可见完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来劳动人口创造生活、工作空间，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城镇化的重要课题。

在世纪之交的这个转捩点上，中国经济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对劳动力的渴求上升，对城市用工也逐渐规范。中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一种农业人口往区域核心城市移动的流动趋势。1998年，南京大学教授郑弘毅撰文强调，在中国城乡分隔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化问题不能就城市谈城市，而应该具备“城市--区域”的视角，城乡统筹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为一个成熟的表述，在学界成为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教授Michael C. Seeborg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农村政策的转变、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营企业的迁移，将会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铺平道路。

随着城乡统筹理论范式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户籍改革政策，从而消解掉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加剧的地区不平等。同时，蔡昉还指出，农业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土地的城市化比起来，人口的城市化也许更为重要。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两种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强调人口密度和经济功能（城市化I）和以乡村生活进化为城市生活的转变，农村人口的价值观、思维、态度、行为方式的变迁，强调社会心理层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把目光从单纯的城市化I，渐渐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畴中。城镇化的内涵获得进一步扩充，观察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增加了社会心理一维。

理论的深入表现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n发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论点》（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城乡二元等结构出发，城乡统筹的现时视角过于狭隘，而要考虑到其在一个多维度社会--空间中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反思。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适度地反思城乡统筹范式，集中关注城镇化大潮中农村留守人口的生计和人力资本问题。黄宗智在他2007年的论文中，重新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三大变革环境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彻底解决农业新的隐性失业的问题。这一研究表明，三农视角在以前的城乡统筹理论范式中是缺失的。

而在最新的一轮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关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还是要将发展中小型城市作为工作重点的争论，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但是，这一争论实质其实依然是老问题——城市化需要人力资源，但城市容纳不下过多人口。经济学家樊纲、王小鲁，以及布朗大学教授J. V. Henderson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仍旧不够大，城市集聚还非常有限，其提升空间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容小视。而温铁军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发展中小城镇才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大量的城市移民容易造成新的贫民窟、高失业和高犯罪，而发展大城市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入，现有的条件还无法达成。但温铁军的观点同样遭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反驳，其理由主要有，小城镇信息闭塞、乱占地现象严重、重复建设触目惊心、集聚能力有限、综合经济效益较差。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蓬勃趋势已经形成巨大的漩涡力，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以前说城镇化还仅仅是个经济问题，那么现在它几乎是所有问题。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切身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他们的福利、医疗和生活环境带来的改善，向往城镇的憧憬已经变成如何建设城镇的实践；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将变得越来越开放，万众瞩目的城镇化将迎来万众协力的城镇化。  （文/阿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