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人显然不这么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布拉德福特·德隆(James Bradford Delong)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物》(Foreign Affairs)杂志中撰文,借评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艾伦·布兰德的新书《音乐休止后:金融危机、回应及其未来》(After the Music Stopped: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Response, and the Work Ahead),试图给那些已经遗忘金融危机的病灶和潜在威胁的人,敲响警钟。 德隆指出,虽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乐观地估计到2017年,美国经济就能彻底恢复到2007年前的水平,但是与1929年大萧条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当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生产需求和就业机会,而现在的美国政府却没有这样的契机,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就业人数。而另一方面,人们的失落感在2007年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1929年时强烈,没有多少人为此自杀或是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这大部分是因为几代美国总统殚精竭虑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德隆举出了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和克林顿五位总统——笔者注:五人皆为民主党总统),使得大部分失业者的基本生存得到了保障,有效地消解了一部分社会矛盾,但这也使得更多的人对金融危机的危害认识不足。 德隆进一步指出,美联储作为为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安全资产、可靠的储蓄工具和美国所有银行的最后出资人的机构,并没有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相反,美联储成为了政府扩张性经济政策的主谋之一。再加上奥巴马政府与国会中的共和党、茶党势力龃龉不断,抵牾不休,很多施政想法难于实现。那么作为务实政策师的经济学家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德隆首先强调了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LSE演讲时的两大建议,即1. 必须要重建宏观经济学的框架;2. 对中央银行系统进行制度性重建。其后又重点提及了布兰德书中关于金融系统问题的十诫,其中三条针对行政政府,另七条则针对金融家们。现今的金融家们很难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市场博弈,然而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再设计理财产品也显得过于麻烦,所以向不知情的投资者兜售高风险的项目就成了金融家们乐此不疲的主业了。有鉴于此,德隆并不完全同意布兰德大而化之、而又没有明确指导措施的“十诫”。 已步入第二任期的奥巴马政府,也许会因为相信情况已然好转,反而缺乏变革的动力,搁置一些金融管制的议题,在住房部门的重组和救济工作上裹足不前,把精力都放在跟国会扯皮以及别的方面。经济危机带给美国的教训,也许并没能有效转化为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而对于只关心眼前利益的银行家和不愿承担政治风险的政客来说,让他们去进行吃力不讨好的改革就更显得痴人说梦了。 (文/阿苏勒) (责编:Beat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