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政府期望通过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和谐与社会安定，但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却恰恰成为近年来民族问题的重要诱因。

流入新疆与西藏的人口（以汉族为主）早已超出了流出人口。人口流动导致民族结构变化，新移民与原住民经济社会地位的悬殊会对当地秩序带来冲击。不过，研究者反对将人口迁徙简单归结为“中央政府试图稀释少数民族比例”的阴谋论调。首先应该认清，人口迁徙的总趋势是从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其次，应该区分自发迁徙与政府指令下的迁徙，而后者只有三种情况：消除贫困，生态保护与大型建设，这些均与改变民族分布无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人口迁徙都是市场驱动下的自发迁徙。

以新疆为例，80年代以来大量维族人因为商业、旅游、教育等原因从农村迁往城市或迁往其他省区，也有很多汉族人因工作迁往新疆。大规模人口迁入分为三类，生产建设兵团雇佣的季节性工人，国有企业或大型项目建设雇佣的建筑工人，生产建设兵团雇佣的长期农民。只有最后一种是长期居民。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服务、旅游、食品、零售的零散移民。这些都是经济驱动下的自发迁徙。

尽管80年代以来大量汉人涌入，但西藏人口的94%依然是藏人。迁入移民集中于旅游、零售相关行业。此外大量建筑工人，援藏教师、干部、专业人员涌入西藏，但他们都是临时性的。如同新疆，迁徙可分为自发与政府引导，且迁入多于迁出。

在市场化大潮面前，少数民族的适应程度各不相同。回族、满族、朝鲜族的经济表现最佳，甚至与汉族相当。作者认为成因有四：城市化程度，人均受教育程度，汉语掌握程度，与汉族交往乃至融合的程度。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少数民族笼统地视为经济上的劣势群体，但以市场为导向的迁移和混居在增进交往的同时也的确会引发民族摩擦，尤其是当竞争资源和就业机会时，市场机制只会加剧这些矛盾。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近年来新疆与西藏的经济增长远超平均水平，但贫富分化也明显表现出民族性。为改变这一现状，自治区政府以签约的形式努力为穆斯林创造就业。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补贴与直接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很难通过行政指令为少数民族提供就业。

而西藏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自然条件脆弱，经济更依赖于中央的补贴与转移支付，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小。且囿于自然条件，外来人口多半无定居打算。但新兴的旅游业与政府投资的大型工程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依然为外来人口占据。原因有三：（1）、旅游业受市场规则支配且很多新移民携资金来创业，（2）、内陆来的工程队更愿意用己人，（3）、汉族和回族较藏人懂得经营人脉关系从而占据优势。此外，新兴的种植业所需技术与商业经验藏人也不具备。

造成当下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可称为“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排挤”。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因为市场化削弱了政府微观管理的能力，政府很难改变企业用工偏好。但，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政府在这两个地区的宏观调控能力最强，因此应该可以在推动地区发展与公平方面有更多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