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新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学界游荡。

新共产主义学派代表学者巴迪乌把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解读为当前正在进行的为了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而非一系列灾难性的弯路。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大屠杀，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瓦解——这些不过是共产主义理念在人类历史上的两个“序列”，前者是“使共产主义的假设就位”的一个时代，后者则是在“把理念加以实现”方面展开“初步尝试”的一个纪元。巴迪乌把这些“序列”之间的空档归为当共产主义假设被“宣布为站不住脚的”及资本全能的时代。巴迪乌提出，当下将“迎来共产主义理念的第三个纪元”。

新共产主义者认为，生态退化、金融混乱、政治阶层失去信任、爆炸性增长的不平等这些当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危机，是系统性的，无法用立法改革来处理，而需要采取革命性的解决之道。

一系列明显不同但在新共产主义者眼中具有系统性相关性因素的汇集，已创造出一种社会紧急情势及一种思想危机管理的需求。首先且最为明显的是：国际金融危机所昭示的“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失败；其次，2001年之后，以所谓新世界秩序的失败为形式的“历史的回归”及威权和集体主义的涌现；第三，所谓的“超级资本主义”（激烈竞争、放松管制、金融化及就业保障的消失、工会的衰落、福利国家的弱化及随之而来的极端社会不平等，以及齐泽克所说的“新式种族隔离、新墙和贫民窟”的增加）的增长。第四，以生态危机为代表的、与日俱增的外部危机。第五，以“新圈地”为形式的与日俱增的内部危机，例如生物遗传学对社会--族群带来的潜在影响，以及知识产权概念下的私人财产观念。第六，代议制民主的空洞化。

如果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整个经济体系投以质疑，那么左派的危机则为新共产主义创造出一个政治空间。社会民主主义在危机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遍及欧洲及盎格鲁世界的“布莱尔主义”的民族版本已把旧的人民政党转为一个体制之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工具。新共产主义者认为，这些政党不再顾及其人民。1989年之后唯一兴盛的左翼思想的形式——后现代主义——也一直被视为在政治上缺乏影响力，是学术性的，并且沉迷于文化、语言、认同和代表之中的压迫；却对剥削和政治经济视而不见，这种“投机的左翼主义”，结果并未对资本主义形成威胁。新共产主义很大一部分吸引力来自于对一种真正的反对政治的向往。

新共产主义者幻想制订一种使“共产主义假设”在21世纪存在的新模式。他们希望可以从现有体制的对抗性中脱胎出一场新共产主义运动。新共产主义者试图通过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美丽的柏拉图式的“理念”来恢复其名誉。他们承认实际存在的浩劫，却只把其善视为一种进步尝试的初步失败。正如齐泽克所援引的荒诞派戏剧大师塞缪尔·贝克特的名言：“失败了，没关系，再尝试，再失败，这次的失败就会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