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都提到了“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十五届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缔约方大会上，中国采取了十分坚定的立场，与此同时，2010年9月发生了日本海岸警卫巡逻船与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之间在钓鱼岛附近的冲撞事故。此外，世人也见证了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紧张与争议。

在邓小平的外交政策指示下，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路线，一直都被外界解读为一种低调的外交政策，其重心则放在“韬光养晦”上。然而，随着中国开始向往大国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路线已蜕变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身价值观与国际社会那些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冲突似乎变得更加频繁了。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变化，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转型。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重新上台后，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意识到了中国的国力远远落后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种构建其国家实力的外交路线，从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引入了资本及技术，且高度重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国际环境。在此期间中国试图采取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一以开放为主的外交取向一直延伸至上世纪90年代。

在1996年前后，中国也开始发展“伙伴外交”，先后与俄罗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说明中国认识到了“一超多强”的现实，正试图增加其国家实力，并同时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周边国家中努力开拓开展外交活动的空间，并试图以一种要促进世界的多极化的看法行使其外交影响力。

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外交战略中的“负责任的大国”路线开始浮上台面。中国的自信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提升，中国意识到，它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为了反制盛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概念。这些概念包含着中国应该着眼于建立更合适的世界秩序，而非仅仅在既有国际秩序中扮演既定角色的想法。随着中国身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变得愈加巩固，冷战之后用以形容全球权力结构的用语“一超多极”逐渐被废弃。

中国在这个时期开始更加积极地与周边国家打交道，在三个地区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发展：在中亚，之前成立的上海五国组织已在2001年扩大为上海合作组织。在东南亚，中国特别关注其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正积极塑造东亚的地区结构。在朝鲜半岛，始于2003年8月的六方会谈，中国是主席国。自2006年左右以来，中国已把其国家主权及国家安全加入到了外交政策的表述中。

这些变化与“中国正日益充实其国家实力”这一事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也与中国正透过其外交政策寻求达成的价值观的范围不断扩大、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参与者更具多样性，以及在新环境中协调外交政策变得日益困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