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治理能力危机席卷了全世界主要的发达民主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同时遭遇系统性的政治失败，这并非偶然；全球化在“选民需求什么”和“政府有能力提供什么”之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鸿沟。

全球化扩大了财富总量并使发展中国家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投资、贸易及通信网络的扩散，深化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及其潜在的平息战争效应，有助于撬开非民主国家的大门，并为大众起义提供了土壤。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及其所依赖的数字经济却成了西方当前治理能力危机的主要根源。产业空洞化及外包、全球贸易及财政失衡、资本过剩及信用和资产泡沫，它们正带来数代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苦难和危险。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困境尤其触目惊心，但危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由来已久：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全球化使赢家获利甚丰、输家愈发惨淡，因此经济不平等也急剧上升。

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选民寄希望于本国政府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并希望民选官员应对汹涌的移民潮、全球暖化以及具有连锁效应的其他全球性议题。但全球化却使西方政府手中的政策杠杆正日益失去其效力，并藉由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从而使西方传统以来左右世界事务的能力日益衰减。民主政府在解决更广泛的政治需求方面的无力反过来又加剧了大众不满，进一步削弱了民选机构的合法性及其效能。

西方国家选民要求本国政府加以解决的诸多问题需要某种程度的国际合作，但此类合作却不可企及。全球化使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所使用的传统政策工具变得异常迟钝。与以往相比，民主国家对政策措施后果的控制力明显下降。民主国家的治理依赖于公众参与、制度性制衡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这一政体似乎更善于进行利益分配而非牺牲分担。但要求公民们做出牺牲正是当前恢复经济所必需的，这便使西方政党陷入一种悖论：它们必须奉行那些有可能降低自身选举吸引力的政策。

西方世界这一波治理能力危机来得尤为不合时宜。因财富和权力向新的地区的流转，国际体系当前正在经历构造变迁。全球化曾被认为迎合了自由主义社会的优势，人们推测自由主义社会在利用全球市场快速流动的特性方面占据着天时地利。但事与愿违，北美、欧洲以及东亚发达民主国家的大众政治受到了尤为严重的打击——原因正在于这些国家经济体的成熟和开放。相反，巴西、印度、土耳其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经济活力从发达世界向发展中世界转移的过程中获益匪浅。西方已不仅在物质层面上的领先地位岌岌可危，连现代性之西方版本的吸引力也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