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城市化水平包括了诸如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以及劳动分工和建成环境的风貌在内的多方面标准，但最被广泛使用的评判标准始终是在一个有着明确范围的城市空间中的人口规模。然而在中国，官方所定义的市区，可能包含广阔的村庄和农业土地，因此人口这一定义反而模糊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

人口统计数字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模糊性已被中国地方政府所充分利用，由此造成了近几十年来对中国式的城市化路径的积极推动。这种路径以土地买卖为中心，背离了传统上以人口增长为驱动的城市化轨迹。通常情况下，这种城市化不以人口高度集聚为前提来考虑城市空间的扩展或创造。仅以超大规模但未被充分利用或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过于雄心勃勃的独立开发区以及行政区划调整为表现。这一无序扩张虽然扩大了城市空间，但新扩张区域的整体景观和经济并没有相应现代化。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虽然快速，但有时只是藉由重划或扩大都市空间的边界，就在瞬间推升了城市人口的规模。换言之，中国地方政府所推行的城市化是一种更适合称之为 “城市无序扩张”的现象。

在这种城市的无序扩张无法脱离中国土地管理体制这一背景。在该体制之下，拥有土地处置决策权的地方政府是该进程的核心参与者。《宪法》与《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合法化了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中国迎来了土地商品化时代。根据《土地管理法》，市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和郊区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要开展城市扩张就有必要接管农村地区和郊区的土地。因为集体所有权在解释方面有其暧昧性，加之地方政府对土地政策的选择性贯彻，农民又从整体上来说处于政治弱势地位。所以地方政府可以用相对轻松的方式，征用到集体所有的土地。

相较征用土地的低代价，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却可以产生高额回报。有利可图的城市经营已把城市化从一种中央控制的现象转变成了一种地方政府之间就此展开竞争的进程。为了向潜在的投资者显示投资环境，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以诸如著名地标这样的超大型项目。通过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使得地方政府有效实现了“一石数鸟”的目标：土地开发刺激了GDP的增长；作为政绩象征的高楼大厦；高价出售的土地使用权增加了地方财政的收入；设立开发区去吸引投资等。

尽管房地产中介、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行业的人士是城市无序扩张的主要受益者，但农村人口却是这种城市无序进程的苦主。土地征用、补偿及相关问题已成为村民向更高当局上访和投诉的主要原因。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失地农民”的数目已在5000万~6000万左右。城市空间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肯定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