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战争和对恐怖主义的恐惧给美国公众的情绪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马里兰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本文作者Shibley Telhami和世界民研计划总监Steven Kull共同进行的一份民调中，多数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美国已为应付恐怖袭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公众希望看到美国完全从伊拉克撤军（即使伊拉克政府要求美军留下），并希望在阿富汗减少驻军。

“9·11”结束了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那段“美好岁月”：它冲垮了美国人的自信感，把一种瞬时到来的脆弱感和无助感灌输给了美国公众。入侵阿富汗，使喀布尔的塔利班政权相对快速的垮台所展现的必胜信念，很大程度上重振了美国公众的信心。虽然美国人继续感到易受恐怖主义的伤害，但那种充满无助感和虚弱感的公众情绪很快就被B - 52轰炸机轰炸托拉博拉（本·拉登最早的藏身之所）所取代，苏联在几年之内未能做到的事情美国却在短短几天中就完成了。而这种高涨的公众情绪继续在“震慑行动”轰炸巴格达期间，在布什的“使命完成”讲话中达到高潮。

然而接下来发生在伊拉克的无政府状态，日益上升的美军伤亡人数，血腥的自杀式恐怖主义，异乎寻常的宗派暴力等状况，很快就揭示不仅任务远未完成，而且暴露出美国军事实力的局限。即便杀死本·拉登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这次行动值得庆祝，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用了10年才找到其最想抓捕的恐怖分子，且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和支出（最后居然发现拉登躲在被美国推定为盟友的巴基斯坦军队的鼻子之下）。因此，在最新民调中，虽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杀死本·拉登已略微削弱了“基地”组织，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该组织遭到了显著打击。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美国不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上耗资巨大，在打造反恐联盟上也投资过头。

如果说“9·11”曾在悲剧发生之后的数月里把美国人凝聚到一起，那么“9·11”所带来的牺牲品之一就是国家团结的丧失。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不论是意见还是事实，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党派人士的态度，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总体而言，美国公众的情绪所呈现的结果是变得越来越孤立——不愿介入国际事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愿在国外冲突中偏袒某一方。这体现在美国公众对待阿拉伯起义的态度上。绝大多数接受民调的美国人完全不希望美国偏袒其中的某一方，这或许反映出民众担心这种偏袒举动会导致美国做出军事干预，或至少导致美国对所偏袒一方进行更多的投资。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公众对待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引人注目的是，“9·11”刚发生之后，多数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持有正面看法。但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持有负面看法。不过多数的受访者仍认为，“9·11”恐怖袭击并不代表主流伊斯兰教的意图；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更多是受到政治而非文化因素的驱动；大多数人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心：找到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共同点是可能的。且美国公众对待穆斯林民众的态度是相对温和的，较多数（接近一半）都对穆斯林表达了正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