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些人来说，此次英国暴动中出现的暴力和大破坏令人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时把英国内陆城市搅得天翻地覆的暴动，但实际上两者并没有可比性。1980年代，英国多个城市所出现的暴动把矛头指向大规模失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尤其是压制性的警务工作。暴乱者虽是未经组织的政治运动的一分子，但他们意识到自身正在参加反对种族主义警察的集体行动。是社会不公的灼烧感以及要求社会变革的渴望驱使他们做出反抗举动。而上周的暴动则截然不同，暴动者之间没有集体意识，也没有改造社会的愿望，他们身上只有造成大破坏的冲动及从抢劫中获得好处的、虚无主义的欲望。这种暴动并非任何形式的抗议，而是性质前后不一的狂怒、流氓行为、谋财害命和青少年大肆破坏的大杂烩。

毫无疑问，贫困和失业确实影响了英国大片地区的人口，不道德的公共开支削减将大大恶化这个问题。伦敦暴动的地区图几乎与伦敦最贫困的地区完全吻合。但是，很难把暴动者简单地看作“弱势群体”。本周在法庭上出现的首批抢劫者包括平面设计师、社工、教学助理、房地产中介在内的众多专业人士。这些人在整体暴动者中代表性如何现在尚不明朗，但暴动中日益浮现的图景已经说明，造成大破坏的决不仅仅是失业和受贫困困扰的人士。

暴动反映出第二种贫困在悄悄潜进英国；除经济贫困之外，英国还有道德贫困的问题。暴动者似乎很少关心自己的社区，也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显得多么具有自我毁灭的特征。这是既脱离自己社区又脱离政治过程的一代人，他们的愤怒和怨愤没有焦点，也不觉得有理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

过去30多年中对市场意识形态不遗余力推广将社会变得破碎化，拆散了社会纽带，创造了一个由孤立的个体所组成的国家。在工人阶级社区，曾经负责将年轻人社会化并传授道德价值观的诸多机构权威，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会，都遭到了破坏。与此同时，市场精神的引入渗透到从教育到卫生到艺术的任何生活领域，这有助于形成工具伦理，在这种工具伦理中真正重要的只是金钱的价值，更广泛的社会需要和道德问题都已经被忽略。 

通过持久不断地推广市场破坏了社区，腐蚀了社会纽带之后，具有讽刺味道的是，政客们做出的反应是扩张政府，同时责怪穷人。在曾经是家庭、社区和集体机构定义是非的领域，藉由从为孩子们举办公民课程到为成年人举办养育孩子课程等做法，国家已越来越多地闯进这些传统上由非国家介入的领域，并强加这样那样的社会规范。结果，道德逐渐不再被视为人们必须艰难做出的困难选择，抑或不再是一个人在集体环境下必须遵循的规范，而被视作国家交给你的一套事先已经定下来的规则。道德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了。

道德论述必定是我们理解此次暴动的关键所在，它与经济和社会贫困、失业和政府开支削减、道德贫困、社会纽带崩溃、虚无主义文化兴起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不恢复社会连带，根本无法迎接大规模失业和实施财政紧缩措施的挑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挑战道德贫困，我们就无法挑战经济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