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2008-09年的政策努力成功阻止了金融崩溃,美国现在也仍走在通往“失去的十年”的途中。过去五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不到1%,与日本当年泡沫破裂时的情形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就业人口比例从63.1%降至58.4%,就业人数减少了1000多万。报告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除了缺少就业机会和收入,一个经济体的产出若长期低于其潜能,是不会有未来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们现在搬回去与父母住在一起,这在过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美国各地资金拮据的学区正在砍掉数学和科学高级课程。收入和税收减少是目前及未来美国出现不可接受的预算赤字的最关键原因。 如果诊断不准确、对病因不了解,你就不可能对症下药。高失业时期(就像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不需要员工,而不是员工不愿工作。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从以下三点就可以看出:工人辞职意向和就业机会均接近历史低点;各类人群的失业率均已走高;利润率不断上升,薪资增长率却不断下降,这表明,在几乎所有市场拥有影响力的是雇主,而非工人。 一个受到需求约束的病态经济,其运行方式完全不同于正常经济。通常可以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措施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当经济受到需求约束时,增加潜在供应不会有什么效果。在衰退期间,如果更多的人寻求减少借贷或加大储蓄,需求就会下降,就业机会也会随之减少。为增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工作动力而设置的培训项目或措施,可能会对那些有工作的人产生影响,但不会对需求约束型经济中的总就业人数产生影响。在总产出水平依然受到需求约束之时,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措施如果不能同时还转化为需求增长,那么它们实际上可能就会起到减少就业人数的作用。 传统而言,经历衰退的美国经济会随着需求迅速恢复而强劲有力地走出衰退、实现复苏。在一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内,美国只发生了两次严重衰退。而在这两次衰退之后的两三年里,美国经济的增幅达到了6%或以上,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原因何在? 通胀态势是决定传统美国战后商业周期的主要因素。经济持续复苏,有时甚至会加速增长,直至被以控制通胀为宗旨的美联储(Fed)所扼杀。在通胀放缓后,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利率大幅下调和积压的递延投资推动的快速复苏。 我们目前的形势则完全不同。由于采取了更审慎的货币政策,经济扩张不再因通胀上升和美联储踩刹车而中断。自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掌控住通胀以来,美国经济出现的三次扩张全都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三次扩张走到尽头之前,市场都曾出现一段时期的过度自信,推动资本性资产价格升至过高水平,而表面上的财富增长则催生了过度借贷和支出。 在泡沫破裂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受到抑制的投资意愿,而是由市场过度自信时期的过度投资导致的资本过剩——住房空置,商厦没有商户,工厂没有客户。与此同时,消费者们发现,他们的财富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么多,可用来借款的抵押品也少了,而债权人向他们施加的压力也比预想的大。 结构性改变加大了私人支出承受的压力。以出版业为例,随着街边书店让位于大卖场,大卖场让位于网络零售商,网络零售商让位于电子书籍,发生了两件事情:经济的产出潜能得到提升,创造需求的能力遭到削弱——因为资源已从愿意高额消费的中产阶级零售工人和批发工人,转移到消费意愿低得多的那些人。 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现在不是宣扬宿命论或传统政治议程的时候。金融危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危机是由过度的自信、借贷和支出造成的,但解决危机的办法只能是增加自信、借贷和支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它政策最多也只能算是徒劳无功——无论它们在平时看起来多么吸引人或有效。 当下的财政辩论必须承认一点:我们信誉度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经济增长长期迟缓。在讨论中期紧缩的同时,有必要关注近期的增长。如果没有去年秋天谈判达成的工资税削减和失业保险方案,我们现在可能在考虑双底衰退的可能性。在2011年底大规模退出财政刺激计划是草率的。刺激计划不但应该继续实施,而且还应该扩大——在向雇员提供工资税削减的同时,也要向雇主提供。将工资税削减幅度从2%提高至3%也是可取的。这些措施提升了未来几年经济表现大幅改善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推迟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更换是一种“假节约”。我们应当利用10年期利率低于3%、建筑业失业率逼近20%之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 现在就把金融政策从确保充足需求转向防止未来的泡沫和可能出现的通胀,还为时太早。基础通胀率仍在下行,借贷和投资不足问题的严重性要超过过度自信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是对防止2008年事件重演这一艰巨任务的大体上正确的回应。该法案需要得到切实的执行。但现在,信心不足(而非过度自信)才是问题所在,它有必要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其它方面的政策也应留意到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现阶段美国经济的决定性特征。奥巴马政府正在做的工作非常重要:通过出口控制现代化、向外国推介美国产品、以及缔结和强化贸易协定,来促进出口增长。它还可以做更多工作:通过改变签证政策来促进旅游、教育以及医疗服务出口。奥巴马总统近期关于减轻不适当监管负担的命令也应得到严格执行。 或许,美国最根本的力量在于它的适应能力。我们在2008-09年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了萧条。现在,通过正视经济现实,我们也可以避免经历“失去的十年”。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现为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 (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