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的特色常与其召开地点暗合。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于伦敦肯辛顿区的地质博物馆这个有趣的地方召开。然而，国际经济合作在当时来说，的确就像恐龙化石一样奇怪。以这个标准来看，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多维尔（Deauville）城，虽残存着昔日名流雅集、奢华饮宴之余韵，却略显几分没落，恐怕也不是G8峰会的福地。

　　今年，G8首脑们讨论的，是一些有趣但次要的课题，比如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更糟的是，他们触及了一些重要问题如粮食安全，但却以无关重要的方式进行讨论。

　　粮食问题第一次成为主要议题，是在2009年7月的意大利拉奎拉（L’Aquila）峰会，当时是为了应对已出现破灭之兆的商品泡沫，但之后，此泡沫却以雷霆万钧之势卷土重来。此次G8峰会，是要讨论如何为缓和之策筹集资金。

　　粮食问题与更广泛经济问题相连

　　然而，粮食问题是和一大堆更广泛的经济问题紧密相连，它们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适当处理。尽管全球经济如今看似相对健全，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却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脆弱。

　　疲软的粮食保障凸显了当今世界无序状态的所有重大问题。经济与金融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人们谈论的课题是货币战争、国家对银行业的管理和监督、和对提高贸易保护日益高涨的要求等。而这些问题又都是相互关联的。

　　对货币政策的讨论最具分歧。由于美国维持低利率，各大金融机构可以廉价地借入美元，再到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去追逐高额回报。

　　这让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些经济体陷入两难。如果它们为了抑制这种情形而提高自身的利率，只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如果它们让兑换率升值，虽然可以部分缓解资金流入，但也会打击本身的出口行业和推高失业率。因此，新兴市场大国如巴西、中国、土耳其的政策制定者，反复批评美国及其货币政策是通胀、社会紧张和政治不稳定的源头。

　　低利率影响粮食和能源价格

　　各大工业国低利率带来的种种后果中，最显著和危险的，就是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尤其是粮食和能源。许多经济学家，比如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已经指出，在这些市场，决定价格的是一种类似拍卖的机制。因此，货币扩张的效应会特别快地在一般商品市场上体现出来。相比之下，由于生产商投入了大量成本以巩固市场，品牌产品的价格就不会那么快地反映货币政策的效果。

　　粮价高企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国家增加了耕地面积，并因此增加了全球粮食的产量。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还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南非——和其他还维持有效政府的非洲国家——在最近10年中都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

　　这本该是件好事：世界现在更有能力养活自己了。但鼓励粮食增产的经济诱因也导致了供应问题、生活水平下降、和大规模社会矛盾，尤其是在城市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告诉我们，粮价飙升是很多政治革命的导火线。塑造了现代世界的三场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都和粮食短缺、对饥饿的恐慌和粮价争端直接有关。

　　1789年，政府没有能力确保供应，没有面包吃的恐慌席卷法国，导致了“旧制度”的垮台。人们轻蔑地讥笑路易十六为失职的“面包师傅”。1917年，战时的通胀瓦解了沙俄帝国的稳定，农民害怕货币贬值，于是囤积惜售，令城市陷入饥馑。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靠着对“面包”（还有和平）的承诺获得了政权。中国也一样，它因为二战后的通胀陷入瘫痪，很容易受到粮荒的冲击。

　　粮价的影响往往不限于一个国家。1848年，欧洲各地同时爆发革命，导火线就是当年的普遍欠收，而最严重的情况是出现在爱尔兰的大饥荒。今年中东和北非的人民起义，粮价上涨也是主要原因。尽管埃及和突尼斯的经济颇有增长，民众却得付更多的钱来购买食品。

　　此外，我们也不应认为这纯属区域现象，或只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当农村和城市对立，两边都提出更多要求时，类似的社会不安就有可能动摇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治秩序。

　　近几十年，传染性的金融危机频繁，无序状态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例子屡见不鲜。全球化资金的结果正酝酿一场新的风暴。未来几年，甚至几个月，有可能爆发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如1848年，获取有能力负担食物的斗争，正在制造超越国界的不满情绪，威胁着现有政权，并促使人们要求一个更加公平的政治秩序。

　　作者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也是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的历史学教授。

　　英文原题：Food for Revolution，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