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最后一个奉行现实主义的总统老布什离开白宫之后，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干涉主义者两大派别就把持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发觉自己在过去二十年来陷进了一连串似乎无休无止的战争当中。尽管频繁遭到在野党的反对，经常受到美国公众的批评，但是制订外交政策的精英达成了共识，其政策导向一如既往地偏好动用武力来解决国际危机。

　　意识形态的作用影响

　　两党中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在推动战争以传播美国的理想，并将其看作是一个伟大国家应该肩负的责任。自由干涉主义者则把个人而非国家看作是世界上的重要角色，而且认为应当对那些被其政府置于危险境地的人施以“保护之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尤其是在就干涉促成一项国际共识之时。同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起初也排斥大多数的干涉活动，不过经常受到某些观点的牵制，这种观点主张如果形势失去控制的话，国家利益就将处于危险之中。

　　在一篇发表于三月份并且受到广泛讨论的随笔中，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记述了“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盟”（neocon-liberal alliance）对于战争的支持，他主张“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干涉主义者之间唯一显著的智识差异就是：前者早已对国际制度不屑一顾（他们将其看作是对美国力量的压制因素），而后者则将国际制度视为使美国的主导地位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为美国民主党智囊团）的吉姆·阿克迪斯（Jim Arkedis）把自己描绘成一名“进步的国际主义者”，并称“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盟”的提法是“一派胡言”。按照阿克迪斯的说法，新保守主义势力“蔑视多边外交，高估了武力的功效”，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影响力在经济、政治和道义方面的基础。”他还补充说，“虽然我们的目标相近，但是我们对于干涉的心理阈限，我们的军事方法论以及我们为行动设立的理由却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干涉主义者真有如此大的不同吗？新保守主义者的堡垒，如《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评论》杂志（Commentary）和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Democracies）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推翻萨达姆政权和发现伊拉克不存在传闻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这两项任务都是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周内完成的，而且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相对较少的美军伤亡。如果这些已经达成了我们的主要目标，那么美军就应该立即撤出伊拉克；美国之所以要继续驻守，其目标显然就是要做民主推广和搞国家建设（注：这里的国家指伊拉克），这两种理想在以新保守主义著称的白宫领导层以及自由干涉主义者的身上均有所体现。

　　另外，当一涉及到令人精疲力竭的外交选项以及要达成国际共识的时候，新保守主义势力无疑要比自由干涉主义者显得缺乏耐心。如果最终结果无论以哪种方式都是一样--采取军事行动，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新保守主义势力和自由干涉主义者可能从1993年开始就把持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不过，现实主义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冷战期间，两党精英达成了一项共识，反对美国陷入不被认为是与保护美国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战争当中。这当中就包括了在朝鲜和越南爆发的两场大规模热战以及旨在阻止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的十余次快速打击和“代理人冲突”（proxy conflicts），其范围从古巴延伸到了阿富汗和萨尔瓦多。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则是为保护以色列和报复恐怖主义袭击而对中东地区进行的干涉活动。

　　虽然冷战最终结束，但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我们还是经历了二十年无休止的战事：1992年在索马里，1994年在海地，1995年在波斯尼亚，1999年在塞尔维亚-科索沃，从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以及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算上利比亚的话，我们又增加了一场与美国有关的战争。

　　从意识形态来讲，老布什政府就不应该偏向于军事干涉。老布什其实不愿充当一个干预者，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当时处在著名的现实主义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指挥之下；鲍威尔是鲍威尔主义的创立人，这项主义呼吁要在开战方面格外谨慎，他当时还主持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然而，这届政府却在其短短四年的任期当中就发动了三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入侵巴拿马，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对索马里进行干预。

　　不过，所有这三次任务至少在表面上还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关联。像入侵巴拿马这等怪事往往在事后才能洞见其中玄机，而在当时却被冠以嘲弄性质的别号--“正义事业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这项行动被证明是合理的，在现实主义者设定的目标范围内保障了在巴美方人员的安全，打击了毒品走私，并且还保护了巴拿马运河。从本质上来讲，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为了阻止萨达姆控制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石油供应量。而老布什把对索马里的干预看成是一次纯粹的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在其继任者（注：指克林顿总统）的领导下，这项任务则演变成了追捕军阀和建设索马里。

　　克林顿很可能是自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担任总统以来第一位举止高调的自由干涉主义者。在1992年竞选总统期间，他就宣称：“塞尔维亚方面对波斯尼亚连续不断的攻击威胁到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危及到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而且将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至于什么才是自由干涉主义的标准定义，他补充道：“美国应该带头争取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对那些袭击救援工作的人实施空中打击。美国也应该做好准备为这些行动提供适当的军事支持。胜任执行此类行动的海空军力量应当各就各位。”

　　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任期内也始终贯彻这些政策，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投入到在波斯尼亚、科索沃以及海地的军事行动当中，出师之名几乎都限定在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律规制的框架内。更为重要的是，克林顿或许在每次冲突之后都决心致力于长期的国家建设活动。他还极大地扩展了在索马里的行动范围，将其变作一项追捕军阀的行动，最后导致了不甚光彩的“黑鹰坠落”事件的发生。

　　尽管美国国会中大多数共和党的中坚力量和评论家都强烈反对这类干涉行动，但是克林顿拥有着一些实力强劲的新保守主义派盟友，其中包括鲍伯·多尔（Bob Dole）、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以及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虽然共和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当时为了国家建设这样的荒唐事而不断抨击克林顿，不过，一个自称“新美国世纪工程”（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且由两党代表组成的新保守主义团体在1997年6月发出了一份原则声明，呼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便“推动一项外交政策来坚定有力地在海外宣传美国的原则；促使国家领导人接受美国对全球所负有的责任。”共和党中的签署者就有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

　　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利用公众对克林顿时期一系列干涉行动产生的失望情绪宣称，他会追求一种更加“谦恭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避免了参与“国家建设”，而是如同这一具有导向性的问题所表述的那样--“它是否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换言之，小布什当时是保证自己会成为一位奉行现实主义的总统。

　　然而，大多数读者都不需要特别提醒，是小布什把我们拖进了阿富汗战争中，这场战争是对美国遭受直接袭击的报复行为，并且得到了几乎每个人的支持，但是战争随即转变成了国家建设任务，而我们至今仍然泥足深陷于其中。当然，还有伊拉克。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对一个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政权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结果转而变成了一项长达一年的国家建设任务。

　　奥巴马总统在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时向外界显露了施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多种迹象，其中包括让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留任国防部长，调整深受中欧和东欧盟友欢迎的政策，以便与地位日益提高的俄罗斯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避免针对伊朗发出没有益处咄咄逼人的言辞。不过，他那引以为豪的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里的自由干涉主义者--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苏珊·赖斯（Susan Rice）以及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所提出的观点最终在有关利比亚问题的辩论中占得上风，压制住了来自盖茨和情报机关领导更具现实主义性质的警告。

　　如今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

　　当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干涉主义者已在引导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决策之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则仍旧在安全政策乃至一般性军事情报组织的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地位。不过，他们那些意识形态味道较浓的同道占据着有利位置，以便在政治上赢得胜利。

　　冷战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项极佳的国家重大战略，并且超级大国间的竞争会酿成全球性核毁灭的苦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住了冒险主义的倾向。举个例子，没有人正儿八经地提出对乌干达的无辜平民履行“保护之责任”，使其免于遭受军事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所实施的暴行，而乌干达是前苏联的一个附庸国家，或许这就是其中原因之所在。同样地，在卡扎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我国公民实施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为改变其政权而施加影响并入侵利比亚就会让人难以想象。因为此举所冒的风险实在过高，只会让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升级。

　　那样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老布什在经历了1991年海湾战争快速而又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对外宣告了“世界新秩序”的到来，他认为对于坚守人类尊严准则已经达成了一项永久性的国际共识。虽然这一宏大远见从来都没有实现，但是美国及其盟友如今随心所欲地部署力量“做好事”的意向依旧保持不变。

　　这与尚在进行当中的全球通信技术革命不谋而合。随着网络新闻频道的飞速发展，在远方发生的暴力事件也能通过它传送到美国人的客厅里，而更加先进的社会化媒体技术也带给世界各个角落受到压迫的人们发声的机会，这样的环境使得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们能更容易地实现他们的诉求。

　　与人们遭受屠戮的电视画面相比，现实主义者所争论的国家利益、意外风险和冲突之后的重建都被证明远不能动摇美国民众的看法。那些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中死去的人们都拥有鲜活的脸庞、各自的姓名以及在“脸谱”（Facebook）网站上的账号，而倒在伊迪·阿明屠刀之下的遇难者却只是一串统计数字。

　　自由干涉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满腔热情满足了从冷战那段苦闷岁月以来成为我们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的情绪饥饿，公众也开始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视作一种用来对抗邪恶的正义手段。这两种意识形态都运用了道德的语言，并诉诸于我们共享的人道情怀。人们有为灾难事件出一份力的意愿，这样就容易使他们相信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值得的。现实主义者或许通常都是对的，但是他们却很难令人信服。

　　作者简介：詹姆斯·乔伊纳（James Joyner）是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的执行主编，他还为outsidethebeltway.com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