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对于操纵信息的重视程度之高，要超乎美国人的想象，也可能是大国之最。中国精英集团为美国人量身定做了很多信息，以刺激美国人作出各种反应，从而促进中国的利益。尽管中国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常常自相矛盾，但其目的的确如此。一些信息用来推动中国的领土扩张或其他需求，另一些则强调中美之间的相似性，来安抚美国——将中国描绘为实用主义者，而非复仇者。最后，还有一些信息揭示了潜藏的、攻击性的中国民族主义。美国应该重视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不同表述，也应该注意并分析中国向国内和国外受众提供的信息的不同之处。

　　中国的信息管理官员针对国内和国外分别准备了不同的宣传材料。信息管理工具受到大力支持，并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中居于精英地位。他们负责指引媒体国内报道的重点，同时与熟悉海外媒体与知识圈的中国政策专家协调合作。此外，这些部门还利用技术工具达到目的，例如选择性地屏蔽掉中国国内的某些网页。语言障碍使得多数中国人难以从其他国家直接获取信息，这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便利。通过分析中国对内和对外在国家安全政

　　策表述上的差异，能够得出他们的真实意图。

　　过去二十年，中国对外国家安全政策的表述可以归为三种基调：试探性扩张、安抚性类比和强调民族主义文化差异。接下来就从这三个方面对中国的对外宣传意图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假设：

　　如果维基解密揭露中国

　　想象一下，如果维基解密揭露了中国的外交电文，中国对此会作何反应？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既不会承认泄密事件，也不会就起诉朱利安·阿桑奇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相反他们更关心如何限制宝贵的秘密材料不要泄露太广。从中国强调信息控制的战略传统和毛时代以来中共的实践中，我们都不难作出这样的推测。现实中，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国内打压了一切维基解密中有关中国内容的报道。由维基解密揭露，但被中共认为不适合被中国和世界人民了解的信息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决策过程、中国国内安全预算的数额、向所有媒体发出的报道指示，以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挑选标准。

　　如果维基解密袭击了中国，政治精英们首先会利用手中的管理工具阻止中国民众获取被泄露的信息。同时，向海外散播一些如下文所述的信息：

　　（1）被泄露的电文中包含很多伪造的内容。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不会指出哪些电文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

　　（2）信息盗窃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免受侵犯；

　　（3）发动这次袭击的阿桑奇及其同伙，是对人权问题说三道四的西方政府的工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4）鉴于当前环境下，信息安全面临巨大风险，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中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西方公司员工将个人账户、密码等网络信息提交中国安全部门。这些措施还将扩大应用于在华的西方留学生和在华为中国公司工作的西方人。

　　上述这些信息彼此并不一致。在现实中，中国正是向国外传达了相互矛盾的关于维基解密的信息：一方面攻击阿桑奇，另一方面又批评美国谴责阿桑奇。

　　不考虑前后一致性的话，上述假设的信息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发布第一种信息是为了引发对被泄露材料真实性的质疑，从而尽可能地阻止秘密被揭露。如果中国释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还可以秘密制造一些相互矛盾的流言，有的说某些电文为真，有的则说这些为假，而这些流言常常会神秘地落入海外媒体的手中。

　　剩下的三种信息正好对应于中国对外国家安全战略叙事手法的三种类型。这三种分别是：

　　（1）试探性扩张（对应于第四种信息）。传说中的新政策将利用信息泄露后的局势，获取额外的有关在华外国人的有价值信息。通过声称这项政策正在考虑之中，中国政府释放出了信号，来试探自己行动的边界何在。

　　（2）安抚性类比（对应于第二种信息）。将信息盗窃描述为全球问题，并称保护信息安全是所有政府的权利，这种说法显得中国是和美国一样的受害者，并且显然无视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信息管理上的巨大差异。

　　（3）强调民族主义文化差异（对应于第三种信息）。美国其实是维基解密攻击的头号目标，当听说阿桑奇及其同伴被描述为西方政府攻击中国的工具时，美国人想必会感到吃惊。因此,这种说法应该是中国偏执的民族主义的表现。美国的反应可能是尽量安抚中国。由此美国将处于守势，对中国作出一定让步。

　　显然，反华敌人表述中的侵略性民族主义与将信息安全称为全球问题的安抚性表述是互相矛盾的。但现实的事例中这种矛盾在中国对外宣传中比比皆是。

　　基调一：试探性扩张

　　当中国试图推进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线，超越现有的疆域或行为的限制时，就会采取试探性扩张的表述。这类表述一般会先于国内媒体在对外渠道上出现。中国代表最近宣称对东海和南海的争议地区拥有主权，就被国际观察家们认为是格外具有“扩张性”。至少有一家对外媒体甚至将整个南海称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世界对中国扩张作出反应可能令中国的精英们感到惊讶。如果不是表现得如此咄咄逼人的话，中国倒更有可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们也留下了标记，表明了自己真正的意愿。

　　回顾近二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次扩张行动只不过是为过去的记录增添了最新的案例。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关于中国的表述常常会激起中国采取试探性扩张的态度。90年代就有一个这样的著名案例。在1995年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期间，中国官员不断对美国调停者

　　说美国在试图“遏制”中国。他们援引美国“霸权”媒体如《时代》、《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评论作为论据，尽管这些媒体显然没有反映官方政策。当时，驶入台海的航母遏制了中国的扩张，但这一插曲也使得对中国心存怀疑的美国人不愿在公共论坛表达意见，以避免再次激怒中国采取边缘政策。

　　其他试探性扩张事例往往会令中国军方获益良多。台海危机之后，以“马六甲困局”为名，军方获取大量资金整饬军备。“马六甲困局”的名词最初是由胡锦涛主席使用，意指哪个国家能控制住马六甲海峡，就能扼住东亚能源的咽喉要道。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该书出版的同一年，他在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后，扭转了对中国的看法，建议美国不要再将其视为长期威胁。“马六甲困局”这一概念即是又一个由美国的表述激发中国反应的案例。中国目前的担忧一是危险区域非战斗人员的撤离能力不足，一是中东地区的利益需要保护，这些问题的提出似乎也是源于中美之间的信息互动。尽管不能确认中国的这些想法是受美国启发产生，但在时间上的确是美国的国防分析在前，中国对海外媒体的表述在后。

　　中国官员、军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响应，其实是在呼吁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撤除远离家乡的侨民。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使得美国不能再坚决地回应其试探性扩张，因此美国应该严肃地考虑更加策略性地表达对中国的期望。

　　基调二：安抚性类比

　　安抚性类比是指认同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具有相似性。带有敌意的行为被归罪于相互竞争的官僚或是不听话的个体角色所为，中国则被刻画为一个有待发展的善意国家。这种策略能够有效化解外国对中国的批评。近年来，安抚性类比的表述主要出现在面向海外的媒体渠道上。

　　90年代，在中国展开的对乡村选举试验的讨论就是安抚性类比的一个例证；近年来的侧重点则转向了“党内民主”。通过鼓吹民主化意愿，中国的精英们可以取悦西方观众；说服西方当中国采取镇压手段时，不要感到愤怒或是害怕，而是要多些耐心。在90年代，基层选

　　举被包装为通向民主的第一步，到了21世纪，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现在唯一被谈论的民主是党内民主，或是改善当前政治制度的效率，而不是进行政治改革。

　　几年前，民主化的论调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西方政治中的痼疾如繁冗的官僚制、不同政府部门的争执的批评。在2007年1月的反卫星导弹试验之后，中国当局终于就面对国际质疑时为何保持沉默作出了解释，他们辩解说争议情况是不同部门协调不力所致。这一解释只在对外渠道上出现，并未在中文媒体上发表。

　　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期间得知了歼20试飞的消息，而胡锦涛对此却并不知情。如果胡锦涛没有对被蒙在鼓里表示不满，盖茨肯定会将这次试飞视作一个威胁信号。通过表现出不满情绪，胡锦涛将官僚作风和军文冲突作为挡箭牌，化解了美国的愤怒情绪。中国国内的媒体再次没有报道胡锦涛告诉盖茨自己不知情的话语。唯一的例外是有一家网站刊登了一篇讨论胡锦涛是否可能对此不知情的文章，最后结论是“胡锦涛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知情）似乎让人难以想象”。此外，很多中国网站讨论了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解读，包括在美国出现的胡锦涛实力削弱的流言。这些网站的评论将这种流言斥为幼稚，有些人甚至更进一步，指出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真心相信这种推测，因此他们需要进一步推波助澜，编造军方和文职分裂的消息。

　　中国的网络实际敏感地捕捉到了美国希望以自己的思维方式解读胡锦涛声明的局限性。在美国，总统也许不会被告知新型武器的试验时间，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鉴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考察了歼20战机，这次试飞被当做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胡锦涛的解释就不那么可信了。

　　如果我们都以为其他国家都和美国一样，或是都以美国为榜样，那我们很有可能从根本上误解他们。

　　基调三：强调民族主义文化差异

　　很多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都亲耳听到过强调民族主义文化差异性质的话语：“你伤害了13 亿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说法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行为标准，你们管的太多了。”这种基调可谓历史久远。长期以来，当中国驻美使节被台湾问题激怒而发表长篇大论时，采取的就是这种论调，令我们感到两国的世界观真是存在天壤之别。最新的著名例子发生在2010年1月，当奥巴马政府向台湾出售了大量防御型武器后，中国的外交官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之情，其他官员则威胁要对相关公司施以制裁，并且强调军售将有损于中国和美国在重要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从美国人的立场来看，考虑到所售武器的内容和当时的局势，中国的反应实在是过激了。

　　最近出现的民族主义的论调还包括：胡锦涛可能的继任者习近平在2009年2月于墨西哥对中国批评者所作的激烈批评；2009 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奥巴马受到一位低级别中国官员的轻慢；2010年9月一次联合国晚宴上，中国外交官沙祖康发表的过激反美言论；2011年1月白宫晚宴上郎朗演奏了反美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

　　作出上述无礼行为的高级官员并没有被降职。其中一两件事情也许是自发的插曲，但更可能的是背后有信息管理当局的操纵。果真如此，那这么做的目的只能是用激昂的民族主义和傲慢的文化沙文主义震慑外国。中国官员总是大声宣扬自己的和平意愿和中国和平的历史记录，但当利益面临威胁时，他们却一再采取威胁手段：在国内他们打压异议，在国外他们抢占有领土争议的地区。如此表现证明，在为自己披上和平外衣的同时，中国还是更习惯于运用强力。对于这样一个不断增加国防支出的大国而言，现实与形象的分裂令人担忧。

　　在斗鸡博弈中，看上去更疯狂的一方胜算更大。因此，这一基调为那些懒散地幻想着中国和美国一样的人敲响了警钟。当中国的试探性扩张策略失效，而又不甘心退缩时，也可能祭出民族主义这张王牌。

　　结论

　　简单总结一下前文：中国对美宣传的国家安全政策常常是中国政府为美国观众量身定做的；试探性扩张表达了中国扩张的企图，安抚性类比将中国描绘得如同美国一般，因此不会威胁到美国，民族主义叙事则暗含侵略性；这些信息的目的是让美国采取行动，某些情况下则是限制美国的行动，来实现中国的利益。

　　美国的国防部门应当更多地关注这些表述中相互矛盾的方面，以及研究中国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的不同之处。中国扩张意愿的表达常常是刻意用来试探美国的反应，因此美国要采取更恰当的对策。随着中国不断扩充军备，并在亚洲、中东和更广阔的地区谋求影响力，想要让中国不挑战现行秩序将十分困难。1996年派出航母的行动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更加合理地分配美国国防资源才是当务之急。

　　来源：外交政策研究所 2011年3月   执笔：Jacqueline A. Newmyer   编译：寒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