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10年将与过去10年迥然不同。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之死，是吸引大众注意、具有催化剂效应的时刻之一，因为人们感觉到了某种转折点的到来。那么是何种转折点呢？抓住这个机会的领导人将能夺回宝贵的战略主动性，重新界定利益，并给出一套崭新的说辞。

　　对于力图看透“基地”现象（基地的势力在1999-2001年间达到鼎盛）的人来说，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事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暴力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兴起。这场运动以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为中心，继而蔓延到美国和其他地方，主要是通过移民。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Prince Peter Kropotkin)、恩里科·马拉特斯塔(Enrico Malatesta)等一些魅力超凡的偶像人物，在流亡途中帮助传播了这个词。

　　这些分散的团体鼓吹“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大体上都怀着这种几乎相同的灵感，展开耸人听闻的袭击，其中包括刺杀一位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

　　回首以往，历史学家与那个时代的一些人意见相同：认为这种暴力的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痛苦变革时期孤立的人面对沉重规则所表现出的一种症状。无政府主义者看起来绝无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相反，那个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不过是宣泄愤怒的一种途径。对我们现在来说，它似乎是一些运动的不祥前兆，而这些运动将更为有效地利用这种愤怒和这种梦想。

　　好的类比总能触发疑问。就我们当前而言，一个问题是：这种愤怒将导向何方？20世纪中叶，伊斯兰主义的革命运动就已颇为活跃，当时他们着眼于国内形势。受到80年代伊朗人与沙特人及巴基斯坦人之间宗教上的对立推动，一些更具国际视野的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在90年代壮大了实力。

　　国内的压迫，加之媒体对生活在伊斯兰世界外围的穆斯林挣扎度日的描述，把无尽的能量导向了这些组织和他们在远方的圣战。2001年9月11日以后，虽然基地的核心被疏散，大部分转到了巴基斯坦，但美国的大规模介入及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的驻军，使穆斯林的注意力继续集中在美国身上。

　　他们对美国仍然疑虑重重。但是，在穆斯林的叙述中，美国的角色正逐渐淡出中央舞台。美军今年年内将撤出伊拉克。而且，虽然阿拉伯人或许并不亲美，但他们也不亲基地。目睹他的追随者残杀了那么多穆斯林，拉登的声望已经不断下降。

　　然而，此前拉登的存在依然有如幽灵一般，充满着挑衅性。对狂热的信徒们来说，在意识的边缘，拉登就像组织中的幽灵，赐福于攻击几乎同样虚幻的敌人的行动，承诺在他们行动中爆炸的那一刻，他们的生命将变得真实而有意义。而现在，美军的一场行动，粉碎了这幅幻象。一些梦游者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周围的世界。

　　没人知道当前这段动荡时期会是个什么结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局势糟糕透顶。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正行至中途。在伊朗，2009年爆发的一场民众起义遭到了镇压，但余烬至今仍然燃烧。极端的政治运动将设法利用这种动荡局势。以色列在穆斯林世界里仍然到处不受欢迎；而美国和以色列不会分手。

　　但是，主要的注意力焦点回到了地区内有待做出的选择。阿拉伯和穆斯林政治生活的溪流正沿着一些新的通道流淌。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一些更富意义的问题被提上了议程。在90年代，最初模糊的憎恨情绪，转移到了针对基地所称的在美国的“远方的敌人”身上，因为当时国内的问题看起来毫无改变的余地。

　　意识边缘的景象也驱使着美国人。从疲倦地套上头盔又将出去巡逻的士兵，到在临时住地盖起新食堂的私人承包商，以及在两组式活动房屋里紧盯着一卷卷发票的会计，无不如此，这一切创伤和辛劳，都拜9.11之记忆所赐。美国发现，自己正在这个星球上最遥远、最难提供补给的国家充当保护者。美国之所以扮演这个角色，是出于以下顾虑：如果美国放手，导致9/11事件的情境将会重现。

　　但历史不会重演。拉登已死。他所激起和触发的反应可能变为更有意识的行动，受到重新考量。对一切重大政策进行重新评估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人们利用这种时刻的方式，领导力将得到界定。

　　本文作者是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历史学教授，曾任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