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是当代地缘政治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对周边国家而言，它既造成安全方面的挑战，又带来经济发展的红利。面对这种局势，两种不同的理论针锋相对：广为接受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总是出于对军事威胁的感知而驱动的，而“国内大战略假设”（Domestic Grand Strategy Hypothesis）则认为，国家同时需要经济增长与军事安全，在特定时间有不同的战略偏好。

兰德公司的报告《超越敌友：亚洲对中国的态度变迁》选取了日本、韩国和泰国作为样本来分析其行为特征，结论否定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假设，认为亚洲国家面对中国时经常在经济与军事安全目标之间权衡，并没有统一的反应模式。

在日本，以小泉纯一郎内阁为分水岭，日本对华趋向强硬，安倍晋三内阁延续了这一政策。相比较而言，韩国的政策变化没有日本那样剧烈，尽管金大中看到美日联盟使韩国受益，但韩国倾向于保持更高的独立性，因此不愿在参与军事同盟上过度冒犯中国。卢武铉政府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和领土争端更加介意。泰国则将注意力更加转移到经济发展之上，在他信政府时期，中泰关系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先性，泰国不愿让外交争端影响到双边关系。

亚洲国家在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倾向变迁，可以解释它们对中国反应的变化。日、韩、泰三国的区别，不能仅仅解释为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反应，而是这种威胁同经济优先性的权重。国内战略理论在这一方面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该报告提出，亚洲国家并不只是根据中国的行为来选择应对，它们同时也在观察和评估美国的行为。尽管那种认为中国崛起会导致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敌对局势的预言还远远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许多亚洲国家仍然将经济力量放在优先位置，但是对于外部军事威胁日益增长的感知，可能会催化亚洲的紧张局势。由于中国的进攻性军事能力迅速增强，以及由此采取的攻击性态度，亚洲内部的敌对风险可能升高，但中国和美国仍然有能力抑制亚洲各国将军事力量置于优先地位的趋势。

报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的确造福于地区稳定，但是造就友好关系的因素同样可能导致经济上的敌对；面对中国的军事崛起，亚洲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回应可能导致竞争性的敌对关系和地区性的军备竞赛；日益增长的追求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对应关系的倾向，将会对亚洲地区的活力产生影响；尽管外部变量会改变国家政策倾向，但内部因素仍然会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军事安全”与“发展”的双重视角来看待外部威胁的趋势，预示着一个更加复杂和诡谲的亚洲战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