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时，仅仅是北美洲东部海岸上的13个狭小孱弱的殖民地的联合体。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原本的13个州已经扩展到大陆的西海岸，对于土著居民或是征服，或是消灭；与此同时它还在与墨西哥进行战争，试图夺取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美国经历过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内战，获得了些许海外殖民地，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参与进去。但自从在1900年左右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以来，美国已经打了十几场真正的战争，而卷入的军事冲突更是不计其数。

　　尽管如此，美国人却自认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也显然不会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战士之国”或者“军国主义国家”。泰迪·罗斯福很可能是最后一位将战争视为应受欢迎之事的总统（他曾说过“比起最为朝气蓬勃的和平，一场漫长而正义的战争对人的灵魂产生的好处要大得多”），而在他之后的总统对于战争始终都表现出极不情愿的姿态，普遍声称战争只是一种终极的手段。

　　2008年，美国人选择了巴拉克·奥巴马来担任总统，至少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奥巴马与其前任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当不同的，尤其是他对于武装力量的态度。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愚蠢而又毫无必要的战争，并且接下来的不当处置又极度放大了这一错误（阿富汗的战争同样是如此）。因此美国人选择了一位对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表示反对，并且能够将美国的战争支出控制在我们的资源限制之内的候选人。最重要的是，美国人认为奥巴马将会对“该在何处如何运用武力”这一系列的问题更加深思熟虑，并且他真正理解这种最为粗暴的政策工具在应用方面的限制。挪威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似乎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将和平奖颁发给奥巴马，不是因为他已经做了些什么，而只是因为委员会希望他接下来将会这样去做。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我们发现自己再一次陷入了大规模的争斗。奥巴马自就任以来，不但提升了美国在阿富汗的介入规模，更是发动了针对利比亚的又一场战争。与在伊拉克时一样，我们对利比亚进行武装干涉的真正目的是使其在枪口的威胁之下改变政治体制。最初我们希望大多数的枪支应该是在欧洲国家的手中，或者在反对卡扎菲的反叛军武装人员手中，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逐渐清晰地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中情局特工和外国的武器供给将会成为完成此任务的必要条件。

　　更糟糕的是，正如德克萨斯大学的艾伦·库珀曼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史蒂夫·查普曼所指出的那样，只需略加审视，就会发现所谓“美国必须有所行动，以阻止利比亚暴君卡扎菲继续成千上万地屠杀班加西的无辜平民”这一声明根本站不住脚。尽管所有人都认同卡扎菲是个残忍的统治者，但他的军队并未曾在任何一座其已收复的城市中展开蓄意的大规模屠杀，而他在班加西所发出的声称要对这一城市进行复仇的暴力威胁针对的是那些仍旧反抗他统治的人，而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毫无疑问的是，卡扎菲是个基本上无可救药的暴君，但所谓的将会“玷污整个世界的良知”（奥巴马语）的大规模屠杀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次的战争会不会达成预定的目的，或者说美国及其盟友是能够拯救生命还是会将更多的生命投入进去，眼下还尚未可知。但我们真正应当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为什么各不相同的总统们总是会做出类似的事情？我们的选民在2008年时似乎已经对战争感到厌倦，但在2009年一场战争升级、2011年又发动一场新战争的情况下又不为所动，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两个政党对政府预算锱铢必较，却坐视总统在这次新的战争中每天花去1亿美元又是怎么回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下面是我本人列出的“为什么美国总是参与到愚蠢的战争中”这一问题列出的五个首要理由：

　　理由1：因为我们能行。

　　美国之所以一直做出类似的事情，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它确实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当面对像利比亚这样弱小的对手时，这个优势就更加明显。正如我在两个星期之前所写的，当你拥有数百架飞机、智能炸弹、巡航导弹等等东西的时候，整个世界看起来就像一系列的标靶一样。因此当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出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就很难抵御那种“做些什么！”的冲动。

　　现在的情形就好像是这样：总统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大大的红色按钮，这时他的助手们走进来说道：“总统先生，有些不幸的人正遭遇到相当悲惨的事情，但如果您按下这个按钮，您就可以阻止这一切。这可能要花费几亿美元，而等到我们完成工作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花费几十亿美元，但我们总是可以再追加一些短期债务。只要您不派遣地面部队，公众就很可能会表示赞同，或至少在短期内表示赞同，而且没有任何人会报复我们——或至少短期内不会——因为那些坏家伙（顺便说一句，他们真是糟糕透顶）同时也非常弱小。先生，我们的核心利益并未受到威胁，所以您并不是真的有必要做什么事。但如果您不按下这个按钮，就会有很多无辜的人死去。选择权在您手上，总统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需要一位非常强硬并且非常冷静的总统——或者一位对于国家利益和战争的不确定性有着清晰观感和深刻理解的总统——才能抗拒这样的一曲塞壬之歌。

　　当然，与他的前任们一样，奥巴马利用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特殊地位的手法来为他诉诸武力的行动做了辩护。在这个常用的“美国优越主义”修辞框架之内，他利用美国价值观、美国为自由献身的理想等等的术语将自己的选择合法化了。但美国今天真正优越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的价值观（而且也肯定不是我们那些光彩夺目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昂的教育标准、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等等东西）；而是在总统手中集结起来的军事力量，以及那正遭到逐渐侵蚀的、阻止总统将其无限制地应用的政治限制手段。

　　理由2：美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敌手。

　　容许美国接连不断地参与到这些本可以避免的战争之中的第二个因素就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已经处于一个相当安全的位置。西半球不再有第二个超级大国；我们放眼世界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与我们相比的竞争者（不过，如果我们一再愚蠢地浪费自己的力量，中国也许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这样的一个对手）；而且，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信心打击到美国本土，同时不致使自己毁灭。我们的确面对着棘手的恐怖主义问题，但这一危机或许被夸大了，它成为了我们之所以总是卷入到他国事务中的部分原因，而且恐怖主义问题应当以其他的方式来应对。这的确相当讽刺：正因为美国本土几乎不会受到严重外部危机的影响（这是一件好事），美国人反而奢侈地前往海外去“寻找那些可以消灭的怪兽”（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如果美国人真的对于某个可能对美国本土造成威胁的强大对手感到担忧，我们就绝对不会在像利比亚这种除了给我们带来良好感觉之外毫无益处的地方浪费时间和金钱。但我们极佳的地缘政治地位容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即便这似乎并没有什么战略意义。

　　理由3：全志愿兵役制。

　　在我们对于冒险的瘾头背后掩藏着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全志愿兵役制。由于军队只招募志愿参军的人士，公众对于这些可打可不打的战争的反对情绪就容易消化得多了。假如布什或者奥巴马要保证伊拉克战争或是阿富汗战争能够持续下去，必须征召大多数美国年轻人进行抽签并服兵役，并且就连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儿女们也不幸抽到了代表着将必须要踏上危险旅途的那只签，他们会这样做吗？我对此非常怀疑。

　　顺便说一句，我不是说全志愿兵役制是个该被嘲笑的馊主意，它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尽管如此，全志愿兵役制作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制度的一部分，也是使得频繁出动武力在政治上可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由4：专家是这么说的啦，笨蛋。

　　我们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干涉的第四个原因是，外交方面的研究员和专家们几乎都是相当强硬的，对于“做些什么”的风格青眼有加。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思想基本被两种人所把持：要么就是公开宣扬输出“自由”的重要性、并且从不对任何一场战争表示不满的新保守派，要么就是同样热衷于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从而使他们能够策划一场能把战争敷衍过去的多边磋商的所谓“自由国际主义者”。自由国际主义者有些时候会承认美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不能同时解决），但他们仍旧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并要求我们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尽可能地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这些观点在各种智库、委员会、公共政策学校以及政府机构的网络中逐渐得到发展、宣扬开来，并且有不少人为它辩护。上述的这些组织不一定能够在应该做什么（或者哪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等方面达成一致，但它们全都认同美国应尽量使用其能力。换句话说，我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由两批不切实际的改良派外交家来确定，其中一批在权力的圈子外面打转数年这才钻了进去，另一批则在办公室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尝试着推进自己的计划。考虑到他们进入这个圈子的不易，大多数人已经浑身带伤，这些确定我国外交政策的人们恐怕不会提出什么保持克制的建议，也不太可能认为如果华盛顿少做一些事，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有可能变得更好。说到底，如果你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尝试着将世界塑造成你喜欢的模样，那么成为华盛顿的一位大人物又有何意义呢？

　　有些人，他们相比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更富有、更有特权、受过更高等的教育。无论他们所提倡的政策造成了何种后果，他们本人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换句话说，除了其中的极少数之外，他们的儿女都不在军中——参见理由3）。即便那些由他们所提倡的战争进行得极不顺利，这些提倡武装干涉的人们也不会遭遇到严重的财务危机，而且从长期来看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只会在工作期满之后返回智库，继续担任清闲而又报酬优厚的挂名职位。

　　顺便说一句，在专家们普遍赞同外交上的积极政策这一事实之下，掩盖着美国右派所推动的最成功的一次“原力控心术”。自从19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发动了一场持续不断并且相当成功的行动：他们说服美国的投票人相信，为国内发展计划缴税是不值得并且愚蠢的，而为一支预算超过所有其他国家军队总和、并且不是为了保卫美国本土而是在为其他人而战的军队缴税则是爱国者的责任。换句话说，美国人开始确信，将税款花费在帮助本国的公民方面（例如建设好的学校、医疗保障、道路、桥梁、高速铁路等等）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为了在国外的战争而向美国公民（当然不是那些最富有的美国公民）收税并大笔开销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就这么认同了这个思想。此外，似乎并没有足够有效的机制来迫使总统真正去面对并解决他在这些不必要的战争、以及最终不得不被中途取消的本国发展计划两方面所花费的金钱产生的平衡问题。这就将我引向了第五个理由。

　　理由5：议会的作用已然缺位。

　　宣战的权力是属于议会而非属于总统的，然而，这个权力从二战时起已逐步被篡夺。尽管宪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已经不可能更明确了，但现在的总统们显然已经在毫无约束地命令军队攻击其他国家，甚至以保密为理由不向议会进行完整的报告。因此，我们的宪法奉为圭臬的“限制与平衡”系统实质上已经不再成立，这也就意味着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权力现在就掌握在总统以及少数几个野心勃勃的顾问（见理由4）手中。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做决定时不会考虑公众舆论（因为总统也有民意调查和政治方面的顾问），但公众舆论毕竟算不上非常有力的限制。

　　我毫不怀疑这个列表之中还可以加上更多的理由（例如媒体的漠不关心、军事工业联合体等等），但以上所提到的五大理由已经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理应爱好和平的美国会持续不断地陷入到这些规模不大但却相当消耗资源的战争之中。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2008年的大选，贝拉克·奥巴马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教父》。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他第二喜欢的电影是《教父2》。但他担任总统之后，情节的发展就像是这部著名三部曲的第三部，在《教父3》中，麦克·科利昂试图将科利昂家族合法化，并且与毁掉他的努力的命运进行争斗。

　　我几乎能够听见奥巴马说出那句台词：“我以为我出来了……他们又把我拉了进去。”太精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