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10年2月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UNU-WIDER)撰写的工作论文，原题为《漫长的通往常态之路上的俄罗斯》。波波夫指出，俄罗斯转型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制度能力孱弱;对自由选举的片面追求不仅没有使俄罗斯确立民主制度，反而使其成为了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波波夫还比较分析了一些典型国家制度的生成与演进史并预测了俄罗斯经济的长期走向——俄罗斯将和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成为一个“正常的”(normal)发展中国家：孱弱的制度体系、较低而又起伏不定的经济增长。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俄罗斯是一个“正常”国家吗?

　　俄罗斯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中遭受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打击。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油价暴跌和资本外流，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9%，既高于美国的2%、欧洲的4%和日本的5%，也远远高于没有经历衰退的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官方公布的增长率为8%、印度为6%。

　　1989—1998年，俄罗斯曾经历了转型经济衰退，GDP下降到1989年水平的55%。1999—2008年，俄罗斯经济以大约年增7%的速度恢复，接近了衰退前最高的1989年的水平。如果运气不错，2011—2012年俄罗斯的GDP将超越1989年的水平;即使这样，俄罗斯在这两个“失去的十年”中生产也没有增长。

　　2005年，安德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和丹尼尔·特瑞斯曼(Daniel Treisman)发表了题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的论文，将俄罗斯与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认为，从犯罪活动、收入不平等、腐败、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其他典型第三世界国家的弊病分析，处于中间水平的俄罗斯远非最差。简言之，俄罗斯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苏联是一个“反常的”(abnormal)发展中国家。它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它在科学和文学领域拥有大约20位诺贝尔奖得主，目前全世界40位健在的菲尔兹奖①获得者中有8位来自人口不足世界5%的前苏联;苏联还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免费医疗保健体系和教育体系、低度的收入不平等和相对低的犯罪率以及腐败。1965年，尽管苏联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20%—25%，但70岁的预期寿命仅比美国少两年。

　　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了苏联国家瓦解，从卫生保健到法律秩序，所有公共物品的供应急剧下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影子经济占GDP比重最高估计为10%—15%，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长到了50%。1980—1985年，在54个国家腐败程度列表中，处于中间位置的苏联比意大利、希腊、葡萄牙、韩国以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为清廉;1996年市场经济建立和民主胜利之后，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却排在了54个国家中的第48位。

　　同时，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大幅度提高。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26增加到2000年的0.40，2007年增至0.42。十分法不良指数②由1992年的8提高到2000年的14，2007年增加到17。

　　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俄罗斯犯罪活动的急剧增加。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的犯罪活动就逐步上升;在苏联解体后，犯罪活动以空前的速度激增，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之内，俄罗斯的犯罪率和谋杀率翻了一番，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谋杀率超过了十万分之三十;而在西方、东欧和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中国、日本、毛里求斯和以色列，这一比例只有十万分之一到二。除去那些饱受战争摧残、处于崩溃之中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只有南非和哥伦比亚两个国家的谋杀率高于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的谋杀率比俄罗斯低2倍;发达国家中谋杀率最高的美国，这一比率也只有十万分之六到七。

　　21世纪初，俄罗斯由于意外事故、谋杀、自杀等外部原因导致的死亡率已飞涨至十万分之二百四十五。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估算，这一比率是其187个成员中最高的。假定这一比率持续下去，那么2002年出生的人口中每6人将有1人“非正常死亡”。俄罗斯的死亡率从1990年的10‰增长到1994年的16‰，此后一直维持在14‰—16‰的水平。这是真实的死亡危机——历史上极其罕见：一个没有战争以及瘟疫、火山喷发等灾难性事件爆发的国家，短短5年内死亡率增加60%;即使在1950—1953年，这段由于存在着大量劳改农场以及战时营养不良和伤病后遗症导致众多人口死亡的斯大林统治时期，死亡率也不过为9‰—10‰。

　　后来俄罗斯成为一个典型的“石油国家”(petrostate)。没有专业人士会认为苏联是一个“资源型经济体”(resource?based economy)，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20世纪90年代成为了俄罗斯经济“去工业化”和“资源化”的时期，始于1999年的世界燃料价格上涨不过是强化了这一趋势。俄罗斯燃料、能源与金属等主要原料行业的产出份额从大约占工业产出总额的25%到90年代提高到50%以上，并在之后一直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尽管部分原因是资源产业价格飙升导致的产品价格比率变化，但非资源部门产出实际增长率低也是导致这一状况的无可否认的原因。在俄罗斯出口的产品中，矿产、金属和钻石的比重从苏联时期1990年的52%增加到1995年的67%，2007年则高达81%;而机械与设备的出口份额则从18%分别下降到1995年的10%和2007年的不足6%。

　　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研发(R&D)开支占GDP的3.5%。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1?3%;部分可供对比国家的这一指标为：中国1.3%，美国、韩国和日本2—3%，芬兰4%，以色列5%。所以，今天的俄罗斯的确看上去是一个“正常的”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理解今天的俄罗斯，就必须评估其这20年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渴望加入富裕的民主国家俱乐部，但在接下来10年的坠落过程反而使俄罗斯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既没有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没有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对一些国外人士而言，俄罗斯成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比是一个威胁西方价值观的邪恶超级大国好得多;但俄罗斯人的感觉则完全不同。大多数俄罗斯人要寻找一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然而，他们切身感到的是俄罗斯转型过程出现了严重的错误——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和政治领导人完全不值得信任。

　　想要理解2000—2008年期间普京以及今天普京—梅德韦杰夫“双驾马车”广受俄罗斯民众欢迎的原因，就必须牢牢记住普京实际上完全抛弃了其前任叶利钦的全面自由化政策。政策转变的实质是要开创国家现代化进程，终结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恶化。或许普京在2000—2008年的实际成就算不上突出，但所有的成就非常实际——将近10年的经济增长，政府收支提高，外汇储备增加，死亡率、谋杀率和自杀率下降，国家崩溃趋势得到抑制。

　　二、短期视角：为什么俄罗斯转型比其他“后共产主义”③国家更差

　　20世纪90年代并存着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两种对立的转型道路。对俄罗斯经济转型何以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问题，休克疗法的拥护者与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的回答大相径庭。前者将其归咎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前后矛盾的政策，比如经济自由化步伐的减速、政府能力的不足、中央银行控制通货膨胀等;而后者则将所有的灾难和不幸全部归咎于休克疗法。

　　俄罗斯的转型衰退表明，生产的暴跌是几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俄罗斯经济转型前产业结构和外贸模式严重扭曲;第二，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家与非国家制度瓦解，使得转型无法按照有组织的方式可管理地平稳过渡，反而以危机处理的方式混乱前行;第三，宏观经济政策、进口替代政策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失误;第四，企业的被迫重组速度超出了投资潜力允许的范围。因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在最初对经济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改革在经济复苏阶段的影响是积极的。

　　首先，前苏联地区国家的经济衰退与为纠正中央计划经济遗留的产业结构低效率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很大的关系。前苏联存在着过度军事化和工业化、与经互会国家的不正常贸易、企业与农场规模过大且专业化程度低等一系列结构性扭曲。多数情况下，俄罗斯的此类问题比东欧国家，更不用说比中国和越南更为严重;扭曲越严重，生产下降也就越剧烈。用经济学语言描述，转型衰退是逆向供给冲击(adverse supply shock)④的结果，它类似于1973年和1979年石油价格暴涨给西方国家造成的衰退，也类似于“二战”结束后国防工业易辙造成的衰退。

　　从本质上说，俄罗斯转型衰退期间的生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受贸易条件、产出品与投入品比价扭曲等逆向供给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如轻工业，产量下降最为严重。这一结论也在对所有转型国家所做的回归检验中得到支持——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扭曲的指标很好地解释了产出的下降;无论加入哪种控制变量都不影响统计的显著性;而扭曲的程度反过来又决定了比价变动。

　　经济衰退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比价变动造成的逆向供给冲击。从非竞争行业流向竞争性行业的资本重新配置速度是受限制的，其基本决定因素是净投资与GDP的比率。非竞争行业产量减少的速度快于资本转入效率更高部门的速度是不合理的。许多市场化改革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恰恰自己制造了这一瓶颈。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发现其供给衰退成为了教科书中经典的案例：突发的比价变动要求大规模的产业重构，但资本聚合的限制使其根本无法实现。几乎一夜之间，这些国家将近半数的经济成为了没有竞争力的，这些部门的生产在随后若干年中一直下降，在某些案例中几乎成为零产出;投资潜力不足等因素又限制了竞争性部门的生产增长，无法弥补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损失。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由此，对转型国家的研究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改革的一般性结论：假定改革有进行资源重新分配的重构需要，必需的重构速度不能超过其投资潜力的许可。简言之，每个经济体进行重构调整的速度是受限的，明智的做法是在投资潜力约束范围之内重新配置资本存量。这就是应逐步而不是一步到位地解除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特殊部门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的主要缘由——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花费了10年的时间才废除关税;这也是否定休克疗法的有力依据，特别是当改革涉及大规模资源再分配时更是如此。对于那些贸易壁垒、补贴以及物价管制程度低的西方国家，快速、激进的改革也不能让重构超过投资潜力的限度。因公开与隐性补贴而市场扭曲的不发达国家，快速取消这些补贴更容易导致重构在投资与其他因素的制约下超出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如果渐进地放松价格管制，或者给予因贸易条件恶化而严重受损的产业津贴补偿，快速适应新价格能力不足导致的产量暴跌无疑是可以避免的。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决不能超过在新市场价格体系下资源从非竞争性产业向竞争性产业的转移。因此可以判断，经济自由化的速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另一个结论是，严重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扭曲导致了转型衰退期间产量大幅度下降，但不会对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绩效有什么影响。

　　其次，深度转型衰退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崩溃，东欧国家与前苏联在这一方面的差异非常惊人。就此而论，逆向供给冲击来自国家无力履行传统的征税、抑制影子经济、保障财产与合同权利、维护法律秩序等职能。孱弱的规则执行能力当然无法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也会给企业增加成本负担。

　　转型过程中政府支出的动态过程能够衡量制度能力状况;制度能力的重要性远远胜于改革速度。庞大的政府并不是促进生产的良好保证，其前提条件是政府支出必须有效率基础;但政府支出的急剧下降，也确实是导致制度瓦解、生产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民粹主义政策的原因。

　　当实际的政府支出下降50%或更多时，在实践上就根本没有机会通过提高机构效率来补偿融资数量的下降，这恰是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和南部东欧国家在转型之初在很短时期内的经历。其结果是国家保障合同与财产权利、打击犯罪、确保法律与秩序的能力急剧下降。因此，转型成功与否与实施休克疗法还是渐进改革并不是一个故事;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中欧、爱沙尼亚、中国保持了强有力的制度体系，而另一些国家则出现了制度崩溃;这个故事的90%与国家制度体系力量下降的政府失灵有关，与自由主义的市场失灵无关。

　　准确地说，强有力的制度框架既是渐进式改革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也是休克疗法在越南成功的原因;⑤在新的市场制度形成之前，两个国家都保留了强力的威权政体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体系。那些激进式改革相对成功的东欧，特别是中欧国家，很快地形成了强有力的民主政体和新的市场制度体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并为其继承者所延续的国家与制度崩溃，是前苏联国家在转型期间经历这场即便不是特别严重但也是特别漫长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换言之，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改革的渐进方式，而是孱弱的国家制度能力导致了政府无法控制那一连串相继而来的事件。同样，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以及其他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为经济改革付出了昂贵代价也并非因为休克疗法，而是因为用以维护法律秩序、实现可控制转型的制度体系崩溃。事实证明，除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得以部分幸免，前苏联国家的转型非常不幸地在起点上就面对一系列不利初始条件，以及制度退化、民粹主义的宏观经济理念、进口替代等无效率的经济政策。

　　是什么导致了制度崩溃?制度崩溃是否无法避免?这里应该以政治学术语区分强力威权政体(strong authoritarian regimes)——中国和越南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强力民主政体(strong democratic regimes)——中欧国家和弱势民主政体(weak democratic regimes)——前苏联地区国家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前两种政体在政治上是自由的或正在自由化之中，其产权、契约权利等个人权利受到保护，法律与行政框架得以创立;后一种政体尽管民主，但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和执行法律维护秩序的能力，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⑥成为了那些在法治确立之前引入差额选举制度国家中的普遍现象。近来东欧和东亚国家正在以已经确立的法治为基础逐步引入民主选举制度;而独联体国家则和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一样，在缺乏坚实法治基础之时引入了民主政治。

　　威权政体国家在逐步建立产权与制度体系的同时，通过政府权威填补了法制空白。经历了民主化的“非自由民主”国家，本要通过剥夺旧的专制工具来保证实现法制与秩序，但最终却没有建立起保护产权、契约以及法律秩序的新民主机制，进而对投资环境和生产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没有强大法治做后盾的民主化进程，通常都会导致生产暴跌。在个人自由与安全、财产权利与契约权利、公正的法律审判等重要的自由权利尚未建立的条件下，引入差额选举进行民主化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

　　再次，经济绩效当然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在孱弱的国家制度能力无法执行自身制定的规则之时，

　　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是“好的”。孱弱的国家制度体系通常会鼓励导致高负债、高通胀的赤字预算和高估汇率等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对生产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当然，强大的制度能力也并不自动形成可靠的经济政策——苏联解体前常常发生公开或隐性的通货膨胀;比其他前苏联国家拥有更强制度潜力的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最后，我们考察内生性问题。自由化既影响经济绩效也受经济绩效影响，生产下降可能终止自由化进程。经济扭曲在1998—2005年经济恢复阶段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复存在，但继续影响着制度体系;自由化的影响则变得积极，也更具显著性。这与之前的判断非常一致——当非竞争部门在转型衰退过程中出局之后，自由化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少，但制度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一直存在。

　　一般说来，尽管有一些例外，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俄罗斯转型的初始条件较差，中央计划对部门与地区统一的资源分配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而在价格管制解除、资本与劳动力按照市场价格配置之后，大规模的重构改革导致了经济衰退;政府制度能力的下降更使衰退雪上加霜。

　　三、制度产生之谜

　　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的经济衰退无可避免——起步之前的初始条件和制度体系是外生的;转型初始时期的快速自由化和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必然恶化经济衰退。此外，转型衰退之后的经济前景似乎主要取决于与经济增长绑定的制度能力。或许渐进的自由化可以在扭曲的条件下避免生产暴跌，但又怎样才能保证像中国和东欧国家那样保存下强有力的制度体系?

　　“制造”增长如同烹调一道美味佳肴，所有的调料都要依照正确的比例投放;一味调料投放不当，“化学反应”就不会发生。只有同时满足一系列必要的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实现;而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农业国家的土地分配、强大的国家制度、经济激励，更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特别关键的要素，缺失其中的任何一种，经济增长都不会成功。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Rodrik)探讨过抑制经济增长的“绑定约束”，这些约束在某些情况下与市场自由程度不足有关，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与国家能力不足、人力资本缺乏和基础设施投入不够有关。

　　20世纪70年代末，除了市场自由度不足之外，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经济增长的一切条件;而实现市场自由则比人力资本、制度能力等“调料”更容易满足。即使经济自由化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也仍然需要细心操作。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同样具备类似的条件;虽然苏联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经济增长率下降、预期寿命停滞不前、犯罪率缓慢上升等已经表明其体制已经失去了经济和社会活力，但苏联仍然拥有强大的国家制度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奠定了改革良好开端的基础。然而，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国与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欧运转良好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失灵?言简意赅的答案是，中欧最缺少的那味“调料”正是经济自由化本身，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缺失的不是经济自由化而是政府能力。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国和中欧运转良好却在独联体国家失灵?原因是独联体国家的自由化方式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国家能力，而中欧各国的国家能力在转型之中没有受到实质性损害，中国则更是如此。正如后来显示出的那样，转型的诀窍不是自由化，而是不要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浪费强大制度体系这个共产主义的宝贵成就。尽管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一样存在着政府开支下降、收入不平等扩大、犯罪率上升等问题，但中国没有浪费那份遗产。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些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做到保留其强大制度体系的?另一些以前具有强大制度能力的国家的制度又是如何退化的?为什么东欧和中国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成功地保存了相对强大的制度体系，而俄罗斯的国家制度体系却走向了崩溃?答案的一部分是民主化对制度质量的影响。众多学者曾经指出，在国家制度孱弱、法治不足的情况下，民主化将进一步削弱制度、恶化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形成;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尤为如此。

　　但这些仅仅是答案的一部分。因为“二战”后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独立后的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给我们提供了鲜有的几个在民主政体下实现经济快速赶超的先例。民主本身也是制度，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发展的早期接受了民主而其他国家则保留了威权政体?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短命的民主试验后退回到了威权政体?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再者，威权国家制度能力出现巨大差别的成因也有待进一步解释。

　　阿西莫格鲁(D?Acemoglu)等人曾经用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殖民地的移民死亡率作为制度变量工具。他们认为，如果移民死亡率很高，就说明殖民者根本没有试图在当地建立良好的制度体系——在冈比亚、马里和尼日利亚，移民死亡率是澳大利亚、巴哈马、加拿大、香港地区、新西兰、美国的几百倍。他们还认为，由于大部分原住民对危害移民生命的疾病具有免疫力，因而移民死亡率虽然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会透过制度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这就是移民死亡率可以解释制度?增长?制度这个内生性问题，并正确判断制度对增长影响的原因。

　　丹尼·罗德里克的观点与此相反。作者检验了地理位置(与赤道的距离)、贸易开放性(贸易占GDP份额)和制度三个影响增长的基本因素。为了恰当地估计每一种因素的贡献，他们与阿西莫格鲁等人一样使用了制度和移民死亡率这两个指标，并将以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s)估算的贸易在GDP中的比重作为贸易开放变量。当给地理位置变量一个与制度和贸易开放变量“公平竞争”的机会之后，结果显示制度变量的影响是最具决定性的。尽管不是全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位置，并转而决定着贸易开放性和经济增长。除了透过制度的作用之外，地理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证明是非显著性的。

　　显然，罗德里克的观点与直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但也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区别。罗德里克相信地理因素，特别是移民死亡率是制度质量良好的指示器，但却不认为地理因素是决定制度质量的主因。制度的起源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找到一个恰当的计量经济学工具不同于找到一种适当的解释。罗德里克曾解释说，非殖民地国家的人均GDP变化并不比殖民地国家稳定多少;在这个光谱中，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处于一端，日本则处于另一端，土耳其和泰国处在中间位置。是什么导致世界上这部分非殖民地国家之间制度质量的差异?

　　四、长期视角：制度的承继与外部植入

　　对殖民地国家与非殖民地国家的制度形成的一个不同分析视角是制度的承继。所有的国家都有过传统的社区结构，在宗教改革运动前人口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马尔萨斯增长社会”(Malthusian growth regime)，国家法律普遍遵循的正是今天的“亚洲价值观”——共同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和部分南亚地区的殖民化，完全或几乎完全摧毁了这些地区的传统社区结构，而新的西方制度体系并没有全部跟进替代。东亚、中东和北非(MENA)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南亚，在殖民主义强加西方价值观的艰难时代，设法成功保留了传统制度体系;与那些传统结构承继性被打断的外围地区相比，它们保留下了更好的赶超型发展机会。制度的植入是个棘手的事件，只有在恰当地修正适应了当地传统的条件下才不会破坏制度的承继;否则，制度的植入要么将当地原有社区结构彻底清除，比如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要么形成难有活力的新旧制度混合体，阻碍经济增长，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如果将国家制度能力定义为政府执行规章制度的能力，谋杀率就自然是一个衡量这一能力的指标。不同国家对犯罪记录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高犯罪率与其对犯罪活动记录详细有关;但发展中国家对谋杀之类的重大犯罪记录也是准确的，因而谋杀率的国家间比较是可信的。俄罗斯的谋杀率在所有的转型国家中增长最快，1987—2002年间翻了两番，从每十万居民8人增加至33人。东欧和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增长并不明显;保持了强大国家机构的中国，1979—2009年期间谋杀率一直低于十万分之三。尽管无从得知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全国犯罪率，但某些省份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山东省的谋杀率低于十万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1987年的谋杀率为十万分之一点五。中国市场改革期间谋杀率增长2—3倍，但谋杀率指标大大低于俄罗斯。

　　西方国家的谋杀率从大约十万分之一百降到现在的十万分之一到三，大约经历了500年的时间。17世纪，西欧谋杀率普遍超过了十万分之十，高于许多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中，东欧、中国、中东和北非属于低谋杀率国家，指标值为十万分之一到三;前苏联、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属于高谋杀率国家，指标值为十万分之十五至七十五;谋杀率为十万分之五点五的印度、十万分之十的东南亚国家(不包括谋杀率达十万分之二十一的菲律宾)处于两组国家之间。这表明，那些保留了集体主义制度的国家，例如东亚、中东和北非国家以及印度，维持住了国家制度能力;前苏联、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清除了集体主义制度并代之以个人主义责任体制的国家，为制度能力的削弱付出了昂贵代价;例外的是，东欧(不包括独联体国家)如同15到17世纪的西欧，经受住了一段谋杀率高、制度能力不足的时期的考验。

　　在1905—1907年和1917年俄罗斯两次革命之前的20世纪初，按照当时的欧洲标准，谋杀率为十万分之十的俄罗斯是一个谋杀率极高的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存在着外部原因导致的死亡率显著增长，俄罗斯的谋杀率降到了十万分之五至十万分之七的水平;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比率有所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谋杀率已经接近21世纪初的十万分之十。

　　另一个打断制度承继的代价的证据是前现代社会的收入不平等。16世纪至19世纪，西方国家首先开始的对公共与集体主义制度的摧毁，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恶化。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家在18世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5甚至0?6。以现今标准衡量，这样的收入差距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与远去的历史标准衡量，结论也相差无几——公元1世纪的罗马、11世纪的拜占庭，基尼系数是0?4。

　　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与其制度能力的动态变化契合。在制度承继被打断而能力孱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至今居高不下。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与人均GDP之比、人口密度、城市化和殖民状态等变量回归分析的结论表明，殖民主义明显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概括而言，走出“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抛弃集体主义的制度，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容忍急剧上升的收入不平等，以牺牲消费为代价促进储蓄与投资;第二，保持集体主义的制度和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直到缓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得以开始以高于人口增长率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现在我们称之为“西方”的国家在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采取了第一条道路，并为此支付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这种方式被强加给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西化”(Westernization)却形成了制度真空——在传统的集体主义结构瓦解的同时，新的现代制度也没有牢固树立，致使它们比几个世纪之前的西方国家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那些设法抵御“西化”的发展中国家，维护了制度的承继和收入分配相对平等。东亚、中东和北非地区与印度尽管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但却获得了一旦生产率提高立即利用增长机会脱离“马尔萨斯陷阱”的优势。那些贸然毁坏平等主义制度重蹈西方覆辙的国家，经历的是惊人的制度能力下降和收入不平等扩大。即使在印度和中国，这种方式也是它们发生周期性大规模饥荒的原因——在殖民主义之前，公共机构对有限粮食资源的平均分配有效地避免了这种现象。受此影响更为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20世纪的经济增长没有缩小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尚属发达国家的阿根廷在“二战”后被从这个俱乐部中踢出。简言之，贸然抛弃集体主义制度体系，即使能够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对经济健康发展也不利。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Milanovic)指出：“通常所言的不平等促进积累与增长之说没有什么历史依据。相反，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总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相关，这种权力总是以寻租和持租(rent?keeping)的方式扩大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造成极大的障碍。”

　　这可以解释中国与俄罗斯制度发展长期轨迹的差异。1949年的中国解放类似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仅因为共产党掌权，更重要的是因为两国重新建立并加强了曾经被“西化”摧毁的传统集体主义制度。但俄罗斯1917—1991年的共产主义制度终止了始于17世纪的西方社会制度植入进程;中国1949年的革命则是使其回到了曾暂时被鸦片战争部分打断的制度发展的长期轨迹之上。换言之，俄罗斯在1917年之前早已“西化”，1917年俄国革命引入的集体主义制度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溶于革命之前制度发展的长期轨迹。相反，中国则在中断了1840—1949年失败的“西化”尝试后，重新回到了集体主义或者说是亚洲价值观的制度轨道之上。俄罗斯偏离其发展轨迹趋势的时段，是中国回归其长期主流发展轨道的时段。所以，197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出现了收入不平等扩大以及犯罪率、谋杀率增加，但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制度性崩溃。

　　五、结论

　　在考虑了各种不同的初始条件后可以得出结论，转型国家的产出下降很大程度上源自制度崩溃造成的恶劣经济环境。没有强大的制度体系辅助，自由化本身不能确保良好的经济绩效。制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与民主的组合。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都可以实现真正的法治，建立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威权政体尽管法治不足，但却比民主更能保障制度体系的效率;而“非自由的民主”最不能保证制度能力，最会对生产造成毁灭性影响。

　　“非自由的民主”何以形成而俄罗斯又何以成为其中的一员?一种观点是，无论是自愿地主动追求还是被殖民主义政策强制，植入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最后都以收入不平等和制度能力缺乏告终;前苏联与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起成为这种观点的例证。相反，那些并未真正脱离集体主义制度、保持制度承继的东亚、印度、中东和北非，成功地避免了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或许后一类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长时间地停留在“马尔萨斯增长社会”之中，但一旦技术进步使这些国家得以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它们实现经济增长的初始制度能力条件就比前一类国家更好。如果这个解释正确，下一批实现经济赶超发展的，将会是土耳其、伊朗、埃及等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国家以及南亚地区的印度，而俄罗斯则会和拉丁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一起被抛在后面。

　　注释（略）

　　(译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