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埃及当前爆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归咎于个人因素，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同样的，当某些人被视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时，我们应该抱以怀疑的态度。

许多埃及人试图将埃及长达十年的独裁统治和腐败现象单纯地与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及其家族成员和亲信联系起来。然而，仅仅把这些人从埃及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去，并不能把埃及建设成为一个足以对抗腐败的民主而透明的国家。

那些炮制这种论调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独裁体制——从安全部门到媒体机构，再到听命于统治者的司法委员会 ——正是使穆巴拉克及其家族得以从1981年执政至今的机制。他们同样忘记了，穆巴拉克政权建立的一整套腐败体制，以多种方式将大量民众卷入其中。

仅仅驱逐穆巴拉克家族及其党羽，并不能让埃及摆脱独裁主义和腐败。如果埃及人不进行宪法和法律层面的民主改革，不追究主要腐败分子的法律责任以平息他们的愤怒，那么他们就不能取得很大的进展。

只有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民主、透明和反腐败才能植根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通往这一过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只有进行体制改革才能依法治国，保证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相互监督，相互制衡。这种改革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守法律和政治原则，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要求其恪守诚信，同时必须保护普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埃及人——包括爱国的军队、市民社会、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有责任认清一点：独裁主义不会随着穆巴拉克家族被驱逐而走向终结。把某些象征着腐败和压制的人物清扫出局或投进监狱，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尽管这些举措很重要，但单凭它们什么也改变不了。埃及民众必须懂得，要想根除独裁主义和中介腐败现象，他们必须确立相应的机制并采取各项措施，开展重建工作，进行体制改革。他们还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度陶醉于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胜利之中。

另外，一些人已经打算减少有关“转型期” 的重要而复杂的会谈，着手讨论总统候选人的问题。这让埃及民众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某个特定的人物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民主。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候选人名单的讨论转移了公众的视线，使他们忽视了转型期所要经历的过程和埃及的民主建设面临的挑战。

过去几天来，我试图强调对下述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总统制还是立宪制更适合民主的埃及；修改现行的宪法还是起草新的宪法；军队在转型期间及之后的作用；如何针对转型阶段和民主阶段的议题，创建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对话的制度；市民社会的作用；改革政府和公共机构将会面临的挑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对埃及的民主转型来说，所有这些问题远比讨论潜在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更为重要。认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细致入微、头脑清晰地思考机制、措施和时机等问题，而并非公开讨论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具体职位和能力。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实现通向民主的成功转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支持建立一个能够保障成熟的政治生活、避免总统和行政机关插手干扰的议会共和制度。较之于赋予总统绝对权力、缺乏问责制的总统共和制，我更偏爱议会共和制。我坚信，有必要制定一部确立议会制的埃及新宪法，把我们从1971年颁布的存在缺陷的宪法中拯救出来（也许在未来6个月之后）。不过，我认为下面这种做法也是可取的：在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把政权移交给民选的议会和总统后，保留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保证埃及的民主和多元政体不会再度生变——也许以某种类似于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方式。

我还呼吁组建一个便于开展全国性对话的机构。该机构应汇聚来自军队、劳工组织、职业联合会、青年运动团体和市民社会的各方代表。这个机构将与最高军事委员会一道，共同处理转型时期的各项事务。它会为埃及的民主转型设计相应的机制，提出具体的办法，并制定准确的时间表。

这些问题应该得到公众的持续关注。他们必须就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以防止最高军事委员会在转型期擅自决定所有事情，并保障埃及公民能够参与决定新的政治体制。至于有关潜在的总统候选人的讨论——无论他们直接参与其中还是通过中间人来进行，我相信在目前这个阶段还为时尚早且意义甚微。

在此必须关注的是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M. El Baradei)所持的受人尊敬的立场。他拒绝亲口谈论其颇具竞争力的候选人身份，一直强调在考虑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之前进行宪法、政治和机构变革的重要性。尔后，他宣布自己不会参加总统竞选，以此确认自己关注的是埃及的民主转型。巴拉迪的立场完全符合埃及变革过程中的立法需求。与某些人公开表达的参选意愿或早先通过电视播放的竞选活动相比，巴拉迪的立场对实现上述目标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