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分割欧洲的柏林墙猝然倒塌。短短数月内，东欧看似坚不可摧的社会体制陷入混乱和焦虑。此后短短几个月，欧洲实施了财政和技术援助项目，开启了贸易对话，承诺欧盟东扩，最终是为了让劳动力在欧洲自由流动。15年后，欧盟东扩实现。又过了七年，欧洲内移民障碍终于废除。这促进了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

　　类似故事能否在地中海以南地区重演？这是如今“阿拉伯之春”的关键经济问题。显然，同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地中海以南国家不会加入欧盟。但是，双方可强化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并从更密切的整合中获益。

　　欧盟的5亿人口与北非地区1.7亿人比邻而居。这些人自西向东，从摩洛哥阿加迪尔一直到埃及的塞得港，就在欧洲的门口，憧憬着繁荣和民主。在突尼斯和埃及，人们已经证明了推翻现政权的决心，现在不过是要求集中精力，实现国家复兴。但是，除非事态有所改善，转型的动力很可能转为失望，其中蕴藏诸多风险。

　　首要的是就业问题。发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年轻人中，有很多人失业。官方数据称有30％的年轻人失业，且不论该数据是否准确，但是，这些经济体显然没能吸纳过去数十年的生育潮。这些国家——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年均经济增速为5％-6％，看似强劲，但与其劳动力人口年均2.5％的增幅相比，依然逊色不少。如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必须更为强劲。

　　宏观经济形势并非主要障碍。从未来看，上述国家必须更多投资于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教育，这必然要花很多钱。同时，为了改善宏观经济不平衡，国际援助是必要的。但是，这些都并非最紧迫的问题。

　　最大的障碍是经济体制。据世界银行数据，在埃及，获得建设许可证的费用为人均年收入的3倍；在阿尔及利亚，产权交易登记需要走11项不同的程序；而在“捍卫股东抵制管理权滥用”的183个国家中，摩洛哥排名第154位。

　　这仅仅是少数例证。所有问题都表明，上述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官僚体制、垄断租金的掣肘。而这通常都源于政治庇护或裙带关系。还有，僵化的信贷市场也制约了经济发展。这些障碍使企业的发展步履维艰。

　　如把曾用于东欧的、基于引进欧盟法律的解决方案引入北非，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政治革命为经济解放提供了难得机遇。目前，那些上街示威、瓦解僵化政体的人士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欧盟可为其改革建立激励机制，并调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支持。

　　鉴于在该区域的优势角色，欧洲可在影响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政策上发挥直接影响。此前，因担心出现大批移民，欧洲和地中海以南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这是经济发展的显著障碍。今后，必须放开专业人员的流动，而且刻不容缓。

　　货物的流动也受到限制。突尼斯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捷克该指标的一半，而摩洛哥的该比重仅为波兰的四分之一。因此，欧盟和北非国家发展贸易的潜力巨大。

　　欧洲不仅要开放货物流动，还应开放服务业。欧洲应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这些国家的服务外包。这在早期可能造成部分欧洲人失业，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保持就业。因为，这会为上述国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其经济发展，最终为向其扩大出口铺平道路。

　　做出任何抉择都很难。但是，“管理就是一种选择”。现在，欧洲必须抉择：到底是调动力量帮助其邻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开放，还是着手加强海岸警卫队，订购巡逻艇。

　　作者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为欧洲智库布勒哲尔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