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拉斯蒂夫写到，俄国威权主义政权之所以坚韧顽强是由于它对共产主义两个核心观念的颠覆。第一，放弃了公共利益作为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第二，边境开放政策消解了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的抗议冲动。

　　1979年11月，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独裁和双重标准”指出，建立在革命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专制政权不仅比传统独裁政权更加具有压迫性而且更难实现自由和民主。在她看来，意识形态是这些政权的形而上学合法性的来源，赋予它们神权国家的某些特征。

　　意识形态也成为给统治精英获得连贯叙述的手段。肯·乔维特（Ken Jowitt）指出的，“党的正确路线”的说法为列宁主义政权提供了民主程序给西方带来的那种合法性。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执政党的存在对解决领导人更迭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专制国家中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根源。统治意识形态还可以充当政治动员的工具。正如苏联历史所显示的，为这个政权献身有时候比生活在这种政权下还更容易。二战时期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就是意识形态专制国家的巨大威力的最佳体现。

　　意识形态成为专制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观点是西方冷战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人们得知后苏联精英的观点后会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旧政权的弱点之一。苏联的崩溃显示意识形态在以下两个方面破坏了专制政权：一是为精英中的改革派提供错觉和幻想，一是给政权的敌人提供了语言和平台，因为拿这种意识形态提供的理想来评判政权的话，人们会发现它完全与这个理想背道而驰。

　　过去20年出版了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本质问题的数千本著作。但在我看来，关键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不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而是因为他是真正的信仰者，他坚信自己渴望推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将证明比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更加优越。自上而下的改革常常是统治者的错误认识引发的，他们没有准确地把握现实。

　　意识形态不仅给予精英中的改革派提供幻觉，也为反对派提供了话语，他们可以使用这种话语自下而上地给政权施加压力。作为原则，苏联阵营中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从前的共产主义信徒，在彻底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权之前，常常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批判这些政权。如果不理解这些运动自我清醒意识到的“辩证”本质的话，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布拉格之春的力量或波兰团结工会的“自我限制的革命”。1989年的革命是共产党精英和反对派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真诚地渴望改革，后者则假装渴望改革实际上则希望连根拔起彻底毁灭这个政权。

　　对抗普京政权的困难恰恰就是因为它除了克里姆林宫炮制的短小精悍的媒体话语等无意义的大杂烩之外缺乏任何意识形态。公共关系专家不适合扮演意识形态宣传家的角色，因为意识形态和选举活动宣传不同，炮制者自己必须相信所说的东西。而新的威权主义政权缺乏任何真正的意识形态，难怪它们有把自己看作公司的倾向。为了保住权力，它们试图根除公共利益的概念本身。在此背景下，热烈赞美市场并不会破坏新威权资本主义，反而能巩固它。如果公共利益不过是千百万个人在追求私人利益时的意外后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要求的任何牺牲都是一种浪费。

　　新威权主义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也部分地解释了民主社会为什么不愿意正面对付它们。这种政权不寻求向外推销其政治模式，因此也就不具有威胁性。新威权主义体制也不愿意改造世界，也不打算把自己的制度强加到其他国家身上。所以当今冲突的轴心不再是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的斗争，而是自由世界和搭顺风车的世界的斗争。

　　专制制度注定会以改良的方式缓慢死或者一下子崩溃而突然死亡的信念背后隐藏着的想法是边境开放对专制政权将造成致命的打击。在19世纪中叶，在1839年前往俄罗斯的法国贵族阿道夫·居斯丁（Adolphe de Custine）本打算寻找支持他的保守主义的证据，但返回法国后变成了宪政主义鼓吹者。他就指出“如果和西欧自由交流的话，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恐怕维持不了20年”。他的主张是当今人们普遍的认识：边境开放将让人们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激发人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渴望，从而鼓励人们提出改革要求。边境开放也能让人们更容易在外国势力帮助下组织起来。

　　但边境开放真的能动摇专制政权吗？当然，约瑟夫·斯大林相信如此。他把千百万苏联士兵发配到古拉格，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曾经亲眼看到过西欧或中欧。但是普京不是斯大林。他没有试图通过限制人们旅游来管理俄罗斯，而是以允许人们自由旅行的管理方式。虽然开放边境给政府操纵和制裁能力带来了一些限制，但也为政权的生存带来了机会。

　　大概40年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什曼（Albert O. Hirschman）在他精彩的小书《退出、声音与忠诚》中解释为什么尼日利亚的铁路在面对卡车和汽车的竞争时表现这么糟糕。在他看来，消费者如尼日利亚铁路的消费者或者政治组织的成员能够对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的低劣质量做出两种相反的反应。第一种是退出，即简单地离开，如购买另外一种洗发水或退党或离开这个国家。另一种就是声音，即抱怨和抗议。正如赫什曼指出的，就像尼日利亚人可以轻易地乘坐卡车或者汽车一样，能够轻易退出的话，往往会减少人们发出声音的意愿，因为退出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更少。

　　退出对中产阶级尤其具有吸引力。能够成为消费者的俄国人同时也因为潜在的集体行动而受到限制。俄国的人口状况---老龄化和人口下降---以及淡漠的民族身份认同使得退出成为对政权感到失望的人的很自然选择。俄罗斯有心移民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正是该政权生存能力的核心。俄国经济学家列奥尼德·格里戈里耶夫（Leonid Grigoriev）最近指出，“在过去10年中，超过两百万的俄国民主人士已经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不民主，人们通过离开俄国用脚投票，这和投票让俄罗斯成为民主国家是不同的。

　　实际上，赫什曼的解释或许对理解人们抗拒普京专制主义的困难非常关键。它解释了改革的失败和俄罗斯改革精神的丧失。矛盾的是，边境开放和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导致了政治改革派的衰落。俄罗斯那些最容易对政府管理的糟糕质量感到沮丧的人恰恰是那些有意愿和能力移民外国的人。对他们来说，改变他们生活的国家比改造俄国容易多了。为什么要把俄罗斯改造成德国呢？花一辈子时间也不一定能完成这个使命，而前往德国不过就是短暂的旅行而已。民意调查显示，俄国中产阶级更愿意在海外工作，假期的时候返回俄国去看望那里的亲人和朋友。

　　对比1980年代改革派能量的大爆发和当今改革派的能量缺乏促使我相信，虽然封闭边境摧毁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但是开放边境则帮助了新俄国威权主义的生存。苏联体制把公民控制在国内，所以改变制度成为改变生活的唯一途径。相反，在当今俄国，非常类似尼日利亚的铁路，只要出口石油能换来足够的钱补贴这种低效率，它就依然像老牛拉破车一样缓慢前行。俄国人不愿意抗议的主要原因不是恐惧而是因为那些最在乎的人已经离开或者打算在近期离开这个国家，或者他们已经进入了因特网的虚拟世界（俄国人平均花在社交网站上的时间是西方人的两倍多）。结果就是不再有要求改革的批判性的群众。

　　所有这些将带来什么前景呢？这很不容易预测。但我要说，就像我们在当今俄国看到的专制政权功能失常那样，未来与其说是最终走向民主倒不如说走向衰败。不是“普京之后，洪水滔天”而是“普京之后，干枯腐烂”。

　　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10月19日在华盛顿特区的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世界民主讲座上发表的演讲稿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