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坦]梅威斯加·巴热古（Mwesiga Baregu），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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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进入21世纪和即将迎来独立50周年之际，非洲已经站在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性关键时刻。这是由至少三个互有联系的挑战所决定的，非洲在前进中必须同时应对这些挑战。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就基本的经济转型和社会政治稳定双重使命而言，非洲大陆的未来将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挑战。摆在非洲面前最严峻的挑战是它被持续地边缘化并几乎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之外。除了少数值得关注的例外，如提供原材料给工业化国家，非洲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和角色一直都在衰落。试图建立一个非洲经济共同体（African Economic Community）和由此来促进国内市场发展的尝试迄今均告失败。这是因为这一计划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设想之上，即渐进的经济一体化可以最终促成政治统一的实现。但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这一设想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主张就能被推翻了，他主张，“先求政治之国，方有他者附从！”[1]

为了应对边缘化和可能最终被排挤的挑战，有人主张非洲在它能成功经济整合前必须实行政治上的集权（即一个联盟政府）。这是一个让非洲能为自己在高度竞争和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内找到一个“新经济空间”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权威的集中化，非洲将难以实现社会稳定、整合和经济改造，在国际体系里以一个有信誉和实力的地位和外界交往。我因此同意克瓦米·恩克鲁玛和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观点，“非洲不统一就没有未来。”

第2个挑战是源于非洲历史上和欧洲的殖民关系。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从1963年的《雅温得协定》（Yaounde Convention）到1975年的非加太（ACP）集团以及现在的《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非洲同其他的欧洲前殖民地一样，一直保持和欧洲的密切经济联系。两个主要的假设主导了这一关系：一个认为这一安排将帮助非洲大陆的发展，另一个认为非洲的经济发展战略除此别无选择。然而，经验已经证明：这一非欧关系无法给非洲带来发展，现有的发展已经为非洲提供了缔造出一个新型关系的选择。

在这一重要时刻，非洲因此必须决定它的长期和最大利益是否能通过拓展和深化这一现有和欧洲的关系而获得，这一关系是以变化着的《科托努协定》下的“经济伙伴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为纽带，否则非洲就应该修正这些与欧洲的关系安排，来考虑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并且集中培育出一种新型关系来。现在，经济伙伴协定在一些非洲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有争议性的话题，这些观点是截然相反、分歧极大的，一些赞成经济伙伴协定另一些则反对它。许多人宁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对此仔细斟酌一下。同时，欧盟在对非洲国家持续施加压力要它们尽快签署经济伙伴协定。很清楚的是，正如南非的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罗伯·戴维斯（Rob Davis）所言：“欧盟担心它将丧失在非洲的立足点，所以想不惜代价来防止它。”[2]

第3个挑战和第2个挑战密切相关，是从中国的崛起和迅猛的经济增长以及和中非之间迅速深化的经济联系（特别在原材料部门）中产生的。罗伯·戴维斯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使发展中国家可以更高的价格来出售它们的自然资源。和欧洲相比，中国和印度也不要求我们降低关税。”[3]

中国的出现以及它会如何影响非洲在全球经济里的角色和利益引发了大量的有趣问题：在这一孕育之中的关系中，中国和非洲的目标是什么？中国代表了机遇，能让非洲找到新经济空间或中国对非洲而言是个掠夺性的威胁并把非洲给进一步边缘化了？中国和欧洲在开发非洲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是什么？新型中非关系有利于非洲利益时会出现什么重要的挑战？在现有情况下，非洲准备好在和中国交往中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吗？非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将阐述后两个挑战，目的在于为解决第一个挑战提供背景。

全球变化中的非洲

全球化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在某些地区持续一体化和中心化的同时，其他地区却是一盘散沙并正在全球体系中被边缘化。前一进程已经产生了如欧盟那样巨大和强大的地区组织，后者却趋向于产生如卡斯特勒斯（Castells）恰如其分地描述过的“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无法免于受苦和被剥削之地”。[4]非洲给世人就一直是这么一种意象。欧洲和北美经济体，特别是欧洲的快速一体化、增长和政治权威的稳定集中，使边缘化、贫困化、分散化、分裂化的非洲显得相形见绌。非洲国家一体化的失败，至少部分归因于这些分散而又相互联系的过程。

尽管在欧洲经济中扮演着边缘化和持续萎缩的角色，但几乎所有非洲国家依然被纵向整合进欧洲国家，形成了一种持续的结构依附关系。这一依附关系由于欧盟和非加太国家在《科托努协定》框架之下签定“经济伙伴协定”而再次被强化了，它将使非洲的原料市场对欧洲多国开放，阻碍非洲的一体化和南南合作。非洲成为欧洲经济附庸的事实，本身就对非洲国家内部之间横向联合构成了一个主要障碍，并可能会成为中非关系之间的一个阻碍。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不断深化自己的联合并且通过欧盟的扩大来创建更大统一体的时候，非洲却在欧洲压力下分散为与之相联系的地区性的经济伙伴协定，其效果就是削弱了现有的地区经济共同体(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ies，RECs)，并最终戳穿了非洲政治统一的梦想。有提议欧洲与非洲建立四个经济伙伴协定（分别同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非、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而欧洲同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则各只有一个经济伙伴协定。

在非洲，经济伙伴协定在现存的地区经济共同体之上建立了新的经济区。所以，不奇怪的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2007年12月于里斯本召开的欧盟—非洲首脑会议上表示，经济伙伴协定“……将把我们的贸易关系转变为一个健康、多层次、以发展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反驳道：“非洲明确反对经济伙伴协定……在非洲，欧盟正在输给中国……欧洲在争夺非洲之战中即将失败。”[5]非洲联盟主席科纳雷（Konare）强调这一临时协定正在使非洲地区内部不和，他呼吁非洲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

几乎没有变化的是，非洲和欧洲的纵向融合已经确保了非洲经济对欧洲的依附，削弱了非洲国家，便利了欧洲对非洲资源的掠夺。非洲国家机构的虚弱和依附性使其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资源。缺乏对资源的控制、结构上的依附与债务负担使非洲大部分人口处于如贝克福特（Beckford）所描述的“持久贫困”的境地中。[6]持久贫困促使非洲国家社会组织溃散以及非洲种族群体的碎片化和分化。非洲大陆上诸多冲突的产生和持续正是政治精英们把分散化的种族群体给政治化的结果。非洲外部整合和内部的溃散相互交织，还造成了非洲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专制统治、国家的失败和崩溃、种族冲突、互相残杀的战争。非洲的全球化引发了如下的连锁反应：经济上的边缘化、资源被掠夺、贫困化、国家失败、政治溃散、社会分裂、种族群体的分化、冲突。

讽刺的是，这一导致非洲在全球生产、消费和贸易方面社会经济边缘化和贫困化的进程，还起到了加强对非洲资源集中化开发的作用。非洲在国际劳动分工里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至少经历了3个阶段，并还在继续演变之中。如事实所多次证明的那样：这些转型对非洲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过去500年的非洲历史里，它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是由外部力量所推动并使外部力量获利。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非洲能否抓住这个机遇来塑造和驱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未来。

在第一阶段奴隶贸易期间，非洲人为开发新大陆提供了劳动力，为欧洲的工业化提供了原料。在这一阶段，非洲不仅损失了它大部分年轻力壮的人口，而且人口减少并因此失去了人口压力，这本来能够提供如博瑟若普（Boserup）所称的推动转型的动力。[7]迄今，在评估奴隶贸易特别是对非洲发展的影响方面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跨大西洋贸易中被迫成为奴隶的数量。估计的数字从1000万到1亿不等。

然而就人口统计学而言，两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所谓的奴隶贸易把年轻力壮的人口带离非洲使得人口结构出现了根本上的变化，老人和儿童成为非洲人口结构的主体，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二是3个世纪的奴隶贩卖杀害了大批非洲人，非洲的人口增长在绝对（人口规模）还是相对（世界人口中的份额）意义上，处于或静止或衰减状态。在由于奴隶贸易而损失了1亿人口和非洲陷入暴力危机之中的阶段内，非洲的人口在1亿的规模上停滞不前。有人估计，每1个人被贩为奴隶就有16个人会在中途丧生。[8]在相对数量上，非洲占世界人口的份额从1500年的15%下降到1900年的大约7%。在社会上，掠奴行为留下了被罗得尼（Rodney）称之为“社会暴力”（social violence）的社会现象并延续至今。政治上，奴隶贸易不仅摧毁了当时非洲一些稳定和持续扩张之中的帝国，还败坏了非洲的政治权威。非洲政治系统不是保护人民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反而把人民置于外部的危险和被掠为奴隶之中。这一痛苦不断自我复制，并一直纠缠着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非洲国家继续为外部利益服务和忽视内部利益，使得这一痛苦成为非洲普遍的政治不稳定和政府“合法性赤字”强化的根源。当奴隶贸易再也不是经济上可行和政治上可持续的时候，欧洲国家开始争夺非洲，这一争夺在1884年柏林会议和对非洲的瓜分中达到了高潮。在接下来的殖民占领的近80年里，非洲人从被贩卖到外界做苦力，变为被强迫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欧洲生产工业原料和食品物资。这一殖民阶段在许多方面比奴隶贸易阶段对非洲更加不利。当时人口大量锐减以至于一些观察家们认为：“非洲能够从300年的奴隶贸易里幸存下来，却有可能死于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9]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一直保留到独立后阶段，非洲持续生产和出口殖民时代的作物，并几乎不可避免地无法为自己创建“新经济空间”。[10]同时，特别是传统的殖民时期的农作物出口市场也已经崩溃了，或因为过度生产、替代品的增长，或因为欧洲国家消费口味的变化。

非洲面临的当前威胁

现在的全球变化已经导致了其内在的矛盾。其中可能最明显和使人烦恼的矛盾是源于这么一个事实：在第一和第二阶段，非洲人被强迫或作为奴隶或从事殖民劳役。然而现在，归因于技术的进步、熟练工人的缺乏、非洲传统出口产品代替品的过度生产或增长，不再需要非洲劳动力去榨取非洲的资源或提供农业和工业产品。非洲富裕的劳动力对现在的国际劳动分工已经是无关紧要了。一句原先流行的话“我们生产我们不消费的东西，但消费我们不生产的东西”再也站不住脚了。我们可以生产我们不消费的东西，但我们几乎很少消费我们不生产的东西。非洲市场日益表现为“米图巴”(mitumba)的形式，众所周知的各种二手货市场充斥其中，成为非洲市场的标记。

同时，全球对非洲的资源需求和开发同非洲人民被边缘化和持续的排挤出去的速度同样惊人。通过外部代理人对非洲资源疯狂的掠夺能使人马上联想到过去奴隶贸易时期对非洲人口的掠夺。非洲的生产状况是：传统的农业出口市场在衰退，同时非洲大陆由于生产的是非食物类产品，所以现在受困于结构性的食物短缺。高生产成本、低收入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出口市场在供应和质量方面严苛的要求，都拖累了非洲的工业生产。原材料生产（包括采矿和伐木业）在掠夺性的条件下繁荣发展，却促进了暴力冲突，而且相关非洲国家所获回馈非常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和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意味着就业处于低水平，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非专业化的熟练劳动。

这一局势对非洲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在消极方面，它至少在两方面加深了失业危机。绝对意义方面是年轻人失业大军的扩大——“结构性失业”。相对意义方面是：农民继续以远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代价进行农业生产——“相对失业”。局势的每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导致了非洲的持久贫困，贫困已经成为非洲的标记。

然而积极方面是：这一进程打破了我们长期对如《非加太—欧盟科托努协定》（过去是《洛美协定》）一类关系安排的幻想，即殖民生产和贸易模式能够给非洲带来长期的改造。幻想的破灭使我们解放思想并开启思路，来深思非洲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使非洲丰富的劳动力融入正在产生之中的国际分工体系，自从奴隶贸易以来第一次我们能释放出潜在的资源，重新组织、调配资源和动员起来去激励、生产和供应国内市场。非洲被迫要给自己重新定位并为自己创立新的角色。为了迎接这一挑战，非洲只有一次机会必须面对和回答以下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非洲的边缘化也为非洲包括东非创造了新的机遇。因为与西方的联结有所松动，非洲已经至少有了两扇机会之窗。第一扇窗是认真开始区域一体化和非洲大陆的统一，并认识到这是经济转型和重建的必要条件。这是利用好第二扇机会之窗的先决条件和本文下面部分的主题。第二扇窗是加速发展和中国、印度这些飞速发展经济体的关系。非洲和这些国家能发展起共生的关系来，并且建立起一个新且不同的经济空间。中国与印度对非洲的原材料有着很大的需求，而非洲正苦于技术上的落后。非洲与其出口原材料以换回美圆收入，不如和这些国家谈判达成“资源换技术”的交易。这是两扇机会之窗相结合，亦即非洲的一体化和非洲具有根本性和持续性转型美好前景的再定位。

非中关系

中国与独立后非洲的关系经常引起西方相当大的忧虑，并引发了既在非洲内部，也在非洲和西方之间的一些争论。[11]西方的不安可能部分是由于中国“龙”的象征。“龙”在东西方有着截然相反的神话意象。在中国神话里，龙是“一个神圣的神话形象，它能带来好运、财富和恩惠……东方的龙[总体上]被视为仁爱和善良的。西方的龙则都是喷火、挥舞尾巴和吞噬人类的怪物。”[12]然而更现实的西方敌意源自对中国在西方传统势力范围和原料来源地的非洲活动的动机的怀疑。一言以蔽之，问题是：中国是否如西方一样在开发非洲上有着自己的打算？中国是否真如自己声称的“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这些]是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13]

这一争论，尤其在非洲内部，已经集中在：不管中国自己动机如何，非洲是否能与中国形成一种新的并能从中获益的关系。特别是这一问题已经变为：中国是否可给非洲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和有益的契机以实现非洲发展的渴望，如同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共同宣言所预期的那样。这一由48个非洲国家和中国领导人所接受的宣言，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与非洲之间建立以“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为特色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还强调了中国和非洲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和类似的利益，这为“非洲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合作前景。”[14]

在1960年代早期，当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寻求同中国和苏联，特别是同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关系时，外部的反应，特别是在西方看来，中国是被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利益所驱使的，非洲在和中国交往中是幼稚无知和不谙危险的——中国龙是条大毒蛇！西方长期坚持认为：非洲与中国的关系对非洲没有好处，因为非洲不仅会被共产主义所蚕食，而且还会丧失自己的资源给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国家或地区是依靠它们所属的势力范围作出判断的——西方（资本主义）或是东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独立后的非洲在冷战期间被视为东方获胜的新的战利品或西方的失利，西方极不情愿地屈从于非洲政治独立要求却仍想延续自己的经济统治。虽未曾明说，但西方暗藏于心的打算是非洲国家单个或集体都不能保护或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克瓦米·恩克鲁玛愤怒地发出了那著名的声明：“我们既不朝东也不朝西看，我们是朝前看”，接着又说道，“如果要指望从前的殖民政府能给它解放了的地区提供政治上合理又真诚的忠告就如同要骆驼穿过针眼那样不可能”。所以，非洲人对中国作为“龙”的形象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至少在1960和1970年代，他们对东方的乐善好施都是赞赏有加的。

尽管非洲领袖们在持续抗议西方和支持恩克鲁玛的观点上已有所变化，但西方对非洲傲慢的态度长期以来却未曾改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里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的关注已经转移到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目标上了。加拿大国际广播公司的德瑞克·奎因（Derek Quinn）把这些关注概括为：“当中国在非洲取得更多权力，它将逐步成为非洲和中东国家所求助的反抗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力量。通过与非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中国正在构建地缘政治盟友，以便成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15]美国《时代》杂志对2006年11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断言道：“驱使中国进入非洲的主要动力是它蓬勃的经济所引起的对石油的极度渴求……”[16]

西方对非洲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再次抱有怀疑态度。2006年6月，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在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坦桑尼亚时发表的一篇演讲里，就反驳了西方指责中国的发展对非洲是个威胁的说法：“坦桑尼亚和非洲人民强烈反对这些指责。过去，中国尽管并不富裕但却帮助了非洲人民的独立和解放斗争。现在，发展中的中国又在帮助我们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17]

但非洲光为中国辩护是不够的，也不能视中国的动机为想当然。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来评估现代中国的动机肯定是错的。对非洲来说，更紧迫的任务是清楚地定义和中国交往的利益，并一以贯之和全力追求这些利益。正如中国在2006年初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那样，非洲也有必要确立一个清晰明确、协调一致的《非洲对中国战略》（China Strategy），它特别关注通过同中国的交往给非洲带来基础经济转型。

中国-非洲交往的前景和条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和持续增长的同非洲的交往将保持相当神秘的特点。这是因为很明显中国正在形成的对非政策日益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其利益成为主要驱动力。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和非洲的利益截然相反。双方利益可以相互强化以便取得中国政策声明中所提倡的“双赢”结果。这将更多依靠客观条件而不是主观条件，尽管后者以中国所声称的“政治意愿”形式仍将发挥主要的作用。总体而言在诸多威胁和机遇之中，中国对整个非洲特别是对坦桑尼亚，代表着更多地的机遇，而不是威胁。通过中非合作论坛，非洲国家更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有机会组成一个自己的强大统一的论坛与中国进行交往。这当然是比“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或《科托努协定》的经济伙伴协定更连贯和更新颖的机遇。

客观条件包括但不局限于具体的环境或需要，它能促成或有利于这种正和游戏关系，其中一些如下：

1、起初，中国和非洲几乎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直到最近中国取得了经济的“大跃进”发展为止。非洲可以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令人乐观的是，中国也很热心通过提供在中国的培训机会和非洲分享它引人瞩目的经验。

2、中国增长的对资源的需求对非洲来说可以转化为使非洲工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肯定更适合非洲。这创造了非中“资源换技术”易货协定的机遇，并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给矿业工人等带来更多的机会。

3、这种技术转移也能够通过“资源换技术”的易货协定来实现，回避传统的受限制的硬通货贸易。

4、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给非洲提供了制造业和农业领域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的机遇，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劳动分工。

5、中国需要非洲作为一个盟友来反对美国的霸权。一个更强大的，亦即较少屈从于美国的盟友是更可取的，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和当前反恐斗争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主观条件核心在于非洲特别需要完成的工作以实现它在双方关系中的抱负。其中一些如下：

政治意愿基于对非洲和中国相互利益的确认和承诺以及双方的相互信任。由于政治意愿是一种利益功能，非洲和中国很有必要以开诚布公的态度认清和协调好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双方不应仅是促进贸易，还应推动非洲工业的转型。

第二个条件是处理风险的能力。当非洲勇敢地挑战经济多元化并远离传统的贸易和投资领域时，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对风险的令人厌恶的举止。鉴于几百年来非洲和西方市场的联系很明显并没有给非洲带来繁荣富裕，非洲也不太清楚中国就能给非洲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经济转型和打破它对外界结构性依附的机会。

第三个条件是非洲国家和中国都很有必要明确我们之间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有着众多的潜在机会，但同时伴随许多潜在的陷阱。对个别非洲国家而言，中国规模太大了以至于它无法从中获利。中非论坛不应该只被简单地视为规划中非关系，而且还应视为非洲集体阐明和清楚地表达它对华的战略目标的场所。大规模的工业、灌溉水利或水电工程将极度依赖于经济的规模。就这个意义而言，中非关系还能够加速长期停滞不前的非洲一体化项目。

第四个条件是非洲要树立一种如同乌戈·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那样的“资源民族主义”意识，以应对非洲自身经济转型的需要和中国对资源的渴求。就此而言，非洲必须准备一份综合的资源调查、开发和利用的规划，类似于切克·安塔·迪奥普（Cheik Anta Diop）在 1970 年代早期所提出的。[18]

第五个条件是整理全球传统和新兴市场的战略经济信息，勾勒出非洲在国际分工现有的地位和角色，寻求开拓出一个重新定位非洲在新兴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新经济空间”。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