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1998的印尼革命为例，说明了在社会革命过程中，通讯技术并非是关键因素，必须与人民的愿望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社交媒体是突尼斯与埃及人民起义的幕后推手么？西方评论家们各执已见。有人坚持认为如果没有Facebook和Twitter，那穆巴拉克是永远都不可能下台的。有人则说，这些网络工具的组织作用有限，它们不过是在示威群众聚集时顺带起到一些促进的作用。不过现在，人们更想知道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下一个政权何时会倒台，或者会如何加速它的倒台，而不是争论这些学术问题。

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前，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要解答。人们总会有办法互相联系而组织起来，要么是偷偷地传小纸条、要么是是Twitter上搞个有上百万追随者的信息源。问题是这些信息沟通的方式在什么时候，在什么 条件下会最终演变为影响政治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呢？尤其是在旧政权企图死守权力不放手的情况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参考一下1998年印尼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既可被视为埃及人民起义的先例，也可看作是埃及起义后政府向民主模式逐渐过渡的一个范例。这年的5月15日，印尼总统苏哈托（ Suharto）早早就从一场在开罗召开的峰会中脱身回国，讽刺的是，他原本是到埃及寻求穆巴拉克的支援，结果发现家里后院起火了。往后一星期不到，他就从掌权32年的位置上被赶下台。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印尼所面临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如此紧张的局面下，苏哈托的下台似乎无法避免。可在当时，没人认为他的下台已成定局。相反，人们觉得这是民众的情绪与通讯科技复杂的相互作用下的结果。 

人们常常把手机看成是促使苏哈托下台的一个工具。示威的学生使用手机来很好地协调行动，并与政界精英中的学生同情分子们保持联络。当纪律涣散的警察在雅加达的帝利沙地大学（Trisakti  University）向中年级的大学生开枪的时候——这一场景正是苏哈托的支持者所不愿见到的——学生的支持者们就及时地用手机协调了相应的行动。不过苏哈托的支持者们当然也使用了手机这一工具。

实际上，不仅是手机成为了焦点，随后还有很多通讯设备参与进来。一台传真机让苏哈托在开罗的宾馆里也能及时地了解事件的进展情况。然后是更古老的通讯技术出场：电台。政府没能在抗议的初期及时地压制当地的广播电台，让示威的消息传播开来。但最终它们还是被政府控制住了，这给苏哈托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一场策划好的反政府游行被取消，军队加紧压制学生的抗议。

可到了那个时候，政府已然威信扫地。苏哈托的政府由于在学生抗议初期的处置不当以及无线电台在短暂开放的时期内的宣传，深受重创，失去了民信。这时起，手机又一次在这次事件中显示出了神秘的作用，让苏哈托的对手们有机会与政府对抗，并成功地推翻了政权。直到最后，人们才明白了手机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5月20号的那天，苏哈托最信任的的顾问之一，吉南亚尔·卡塔什米塔（Ginandjar Kartasasmita）打电话把政府的部长们召集起来开会。有一个部长没联系上，后来他解释说是手机没电了（这成为随后出现的危机中一个很常见的借口）。这些部长们拟定了集体辞职信，并让人把信送到苏哈托的家里。信被丢在了一个茶几上，没人注意到，更没人看。但凑巧的是，总统的法律顾问当天晚上正好去一个朋友的家里，他在那里撞上了一个反抗政府的部长，部长的口袋里正好就有一份信件的副本。很快一台传真机就哔哔地把信件传了出去，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了。

夜幕降临的时候，苏哈托的助手拼命地打电话给那些部长们，希望他们能收回辞呈或是说服其他人加入内阁，但那些人要不是家里的电话没人接，要不就是手机关机。有些人想打电话回去的，但线路总是忙音（这让人认为是故意把线给卡了），形势瞬息万变的时刻，通信偏偏拖慢了后腿。午夜时分，苏哈托决定放弃权位，指示他的助手准备退位的讲话稿，这时距离他从开罗回国不过5天时间。一台老电脑扫去了灰尘，讲稿在上面写了出来。

在这起事件中关键的一点是，现代的通讯技术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让政权倒台的环境，而是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与政治压迫的普遍不满迫使政府下台。而且，通讯技术的应用，不仅助了示威者一臂之力，更让社会精英们有机会充分团结并利用同党的力量铺平前进的道路，让政府顺利地向新秩序过渡。当苏哈托控制了所有的广播频段的时候，手机则让反对派们将信息转移到了别处。 

因此，当我们谈到“通讯技术是决定推翻独裁统治成败与否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个说法时，还是审慎些为好。但我们也要承认，通讯技术往往会影响革命运动的方向。想要预测到现代通讯技术是如何与民众的不满互动起来，那真是太难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既让自由世界的分析家们苦思冥想，更让那些独裁政权的统治者们头疼。

作者JEREMY WAGSTAFF是一位新加坡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