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着冷战后世界秩序是 “单极时刻”理论（查尔斯·克劳特海默1990年提出），以及美国在几乎所有重要领域的前所未有的主导权。在经济方面，这种主导表现为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新自由主义计划包括影响深远的市场贸易自由化、高度的私有化、对经济及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以及（在经济过程中）政府角色的淡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个机构在全球各地支持和推广这项计划，被称为世界上最高效的系统，并很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规则，被所有转型时期的（后共产主义及其他）经济体所接受。

　　从目前的角度看（尽管至今时间尚短），我们已经可以说，这个自由的蓝图运行至2008年的经济危机，在此之后面临了猛烈的抨击并被彻底抛弃。甚至“华盛顿共识”的教父约翰·威廉姆森都对它提出了批评，并且承认他“会做出一些修改”。例如，鉴于这次经济危机的经验，他会要求对金融市场实施监督和监管，尽管他仍然不理解“为什么对私有化有那么多反对意见”。换言之，在将近20年以后，“单极时刻”已经走到了尽头，一如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共产主义阵营垮台之后的热潮中所做的“历史终结”的梦想。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计划已经过时了，恰如美国和欧洲有关自由民主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梦想。

　　使这一事实更为显著的是，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没有同意实施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要求，尽管中国接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甚至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权威米尔顿·弗里德曼。

　　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改革之父”邓小平1992年富有远见的南巡为中国的改革注入了新动力之后，中国在极大程度上放开了市场并且加入了现存的唯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一动向的最高成就是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以不断增强的决心拒绝了来自国外的解决方法，进而采取了自己的模式，更确切地说，采取了远东 “经济四小龙”(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情况而得出的发展经验，而且这些亚洲国家实际上信奉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国第二阶段的改革就是这样诞生的（在第一阶段，中国试图像苏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样改造社会主义）。早在2004年，一位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书的西方讲师约书亚·拉莫把它称为“北京共识”，其观念在原则上是与华盛顿共识的规则相悖的。新提出的“北京共识”是西方（美国）发展模式的替代品，到现在为止被看作是无可争议的，2008年以后在经济上也似乎是有生存力的。因此，我们对英国资深研究员波波罗（BoboLo）的话不应该感到惊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只不过证实了它（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即中国的以国家领导的现代化优越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

　　世界市场崩溃，“华盛顿共识”的根本规则遭到损害，现在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范式展开了一场国际辩论（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但不是关于“北京共识”（甚至中国也因“不当”而否定了这个概念），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

　　这场丰富的辩论促成了 “中国发展模式”基本设想的诞生 （且不论其名称如何）：

　　——政府务实地、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灵活处理改革或必要的变化。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方式甚至被解读为国家的“科学发展观”，这将与所有意识形态的实验和教条相悖；

　　——对变化与改革实行渐进的、谨慎的管理，甚至在可能出现错误或失败的情况下后撤。这种策略被恰当地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

　　——清醒地判断自己的能力与机会，在瞬息万变的国际舞台上冷静评估新的选择；

　　——国家积极参与经济进程，与新自由主义的“弱势政府”信条相对立；

　　——国家干预主义，从1990年代末起，对工业实行“抓大、放小”，对几个“战略性行业”实施国家管控，例如军工、银行、电力生产与传输、石化、电信、民用航空及造船等行业；

　　——由“强势政府”指导发展，正如中国的悠久传统告诉我们的，只有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经过认真选择的、目标明确的精英领导之下，发展才有可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谈论回到“精英治国”。这种回归明显体现在由“改革之父”邓小平的想法而发展出来的官员轮转制度，特别是由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取代上一代领导人；

　　——投资人力资源，在所有领域内都强制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从现任领导人开始的 （自2005年起），受到现实的推动；

　　——将改革与全球化进程相结合，这种行为带来两种重要结果——对世界市场进一步开放，以及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技术进步（一方面表现在中国充满活力的航天航空计划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品牌的不断扩张中，包括已经众所周知的产品如联想、华为、海尔、康佳、格兰仕、TCL或中兴等与最新的信息技术相关的品牌）；

　　——接受基本人权，然而仅停留于普世的层面，即强调食物和住房的保障，即满足市民的基本物质需求，而不是西方的个人自由；

　　——建立在家长制儒家学说的规则上的新权威主义，这种复兴的儒家学说根据当下的挑战做了调整，并且结合了社群主义的规则，这些合力构成了与个人自由主义的对立；

　　——史无前例的、依托全球化进程而进行的、影响深远的对外开放（与仍在流传的刻板观念相反，中国经济对外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比日本高）；

　　——因此实施对外交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统方针——明确支持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并消除与邻国的任何领土争端矛盾以确保复杂而艰巨的国内改革顺利进行。开始时（自2003年起），后一项体现为“和平崛起”策略，但是后来（2007年以后）演变为“和平发展”策略。

　　综上所述，中国式的转型和发展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华盛顿共识和西方版本的自由民主有全面抵触。然而，应该补充而且必须强调的是，根本没有所谓的 “中国发展模式”（目前为止），因此也没有“北京共识”，而只有痛苦、艰巨的转型过程。由于这个转型过程还没有完成，它带来了一种发展的混生物——既有（至今）仍在高效运转的经济，同时也有尚未完成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建立法制（这在中国已经开始）。只有在这些关键领域内的改革完成的时候——但在这些领域内没有改革蓝图可供参照——我们才能够谈论恰当的、完整的 “中国模式”。我们可以说中国是新兴市场的推动力量，如同汽车的发动机，但是这部发动机的某些构造尚且不为人知，仍嫌粗糙，未经打磨，并且明显需要改进和完善。

　　（作者是波兰外交家和汉学家，曾先后担任过波兰驻奥地利、泰王国、缅甸大使，现为华沙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访问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中国问题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