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料到，突尼斯一名菜贩的死亡，会掀起整个中东地区的反叛浪潮，从利比亚到伊朗的各个政权都受到威胁。不过，这些浪潮尽管看上去也许杂乱无章，它们实际上只是一种普遍政治现象的最新例证：J曲线——即随着一个国家从封闭转向开放，它的稳定度会先下降再上升。这一概念还解释了，为何中东地区的许多政府现在都陷入了一种可能最终不可避免的困境。

　　J曲线理论是这样的：如果你用图表表示一国稳定程度(在纵轴)与其社会和政治开放程度(在横轴)之间的关系，将代表开放度与稳定度所有可能的组合的点连接起来，就会得到一条形状像字母“J”的曲线。大多数国家一开始都是封闭而稳定的(就像朝鲜)。许多国家最后是开放而稳定的(例如英国)。但在这之间则是动荡的转型期。一些政府——例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成功完成了转型。而苏联、君主立宪时期的伊朗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则失败了。

　　这也是中东地区目前面临的两难困境。近年来，全球化让更多阿拉伯年轻人接受了教育、接触到媒体和旅游——这些新内容加大了统治集团控制信息和权力的难度。如果埃及等国的政府放松管控，(通过开放本国社会，深化与外界的融合)鼓励经济增长，他们有可能会遭遇社会及政治剧变。但如果他们继续闭关锁国，则会严重限制本国经济实现繁荣的能力，而繁荣正是其政权长期合法性的基石。这进而还会造成政治社会的不稳定。

　　J曲线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当我在2006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它迅速为那些试图解释伊拉克战后不稳定局势的人所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劫持”。但靠武力干预带来民主，从来都是该理论的反面教材。当下中东地区的动荡局面——挣扎在经济困境与不断提高的政治开放度之间的民众内在力量的结果——则是对该理论更好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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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和北非的大多数政权一直试图通过切断民众与现代世界的联系来保持稳定。整个地区的全球化进程相当缓慢。但在过去10年，这种做法行不通了。人们开始使用手机，收看卫星电视，登录Facebook和Twitter。各个威权政府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限制这些强大的自由言论武器。

　　这种趋势的确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反例。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推高了整个J曲线，一些极度威权的政体没有遇到强大的国内压力。经过30年由国家指导的增长后，中国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要比中东的政权小得多。不过，中国的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要让政权维持下去，就必须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含蓄地承认了开放与秩序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

　　鉴于中东地区不太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奇迹，身处压力之下的领导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面临两种选择。那些对民众封锁得最厉害的领导人可以选择镇压，以期继续呆在曲线的左半部分。阿尔及利亚、伊朗和也门的领导人，现在——用丘吉尔(Churchill)的话讲——正骑虎难下。从根本上说，这是危险之举，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ein al-Abidine Ben Ali)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改革开放——约旦选取的路径——也很危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毫不费力就更换了一位总理，但仅凭新面孔并不能创造就业或繁荣。真正的改革要危险得多，因为这要求政府放弃部分权力。现如今，阿卜杜拉国王必须盘算一下，自己是更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改革家，还是成为将妖怪在瓶子里再关一年的人。

　　对约旦关注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目前陷入动乱的巴林。邻国的动荡让这三个国家对于让公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变得更为警惕。作为油气出口大国——加之分享意外之财的人口较少——这三国实际上更容易启动全面改革。但回头看看突尼斯，就连该地区最富的国家现在也清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是那些最能承受J曲线低点所伴随着的那种不稳定的人，可能也会过于恐惧，不敢开始这段征程。

　　本文作者为美国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自由市场终结》(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