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开始呢。

　　迫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群众抗议普遍被描述为一场革命。这当然好。如果有网络革命、里根革命、甚至奥巴马公民，当然也可以有埃及革命。但是革命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仅仅适用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那种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埃及还没有发生革命，抗议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有这样一场革命。更加复杂的情况是，埃及是否有这样的革命取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

　　大写的革命不仅仅是用一帮政府官员取代另一帮官员，而是国家本身的转型，是国家权力从前的基础的摧毁和替换。革命产生新型的政府，产生国家的政府和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关系的根本变革。比如，法国革命终结了法国君主制度和维持这个制度的封建阶级。

　　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什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引用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分析）在1919年的文章“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说“国家是在给定领土内，成功地获得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群体组织。”这使得政府能够使用武装力量作为最后的手段来保卫自己，防范敌人的袭击。革命往往是国家的警察和武装力量的大部分站在抗议者和示威者一边后开始的，但它们有时候演变为内战。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写到“打碎国家”是革命的前提，他不是说创造一个无政府社会，而是说抓住和解除旧政权的权力来源并用新的权力来源取而代之。

　　在1952年的埃及，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一群中层军官发动的政变变成了真正的革命。他们控制了军队，把法鲁克国王（Farouk）及其政府推翻。取代了曾经得到军方高层支持并从属于大英帝国利益的法鲁克君主国后，纳赛尔及其“自由军官运动”成立了后来被称为军事寡头集体，在集团一直隐藏在1956年号称“民主共和国”的宪法的背后。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通过一系列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军队创造了一个以总统为首的政权，总统直接从这个群体中产生，还有一个支持总统的被称为“国家民主党”的执政党和毫无例外地被国家民主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埃及总统享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纳赛尔在1967年反对以色列的六日战争失败后，将一些高官撤职并对他们进行审判。但纳赛尔的后继者萨达特（Anwar Sadat）和穆巴拉克都来自军方并得到军方的支持。内阁高级官员和埃及大部分州长也都来自军队。

　　而且，埃及军方在埃及经济中站稳了脚跟。正如来自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斯蒂文·库克（Steven Cook）在《统治但不管理：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的军队和政治发展》中指出，埃及的军队非常积极，参与了“从武器生产和采购到装备和鞋子的生产到农业、食品加工、到与航空、安全、工程、土地开发和旅游业等服务业。”军队是埃及的统治阶级，正如库克显示的，虽然他们并不直接管理埃及。实际上，他们是看不见的总统。只有在总统直接受到威胁如1977年面包动乱或者最近的威胁时，军方的政治作用才会显现出来。

　　今年针对穆巴拉克的叛乱拥有革命的许多外在特征。它似乎达到了迅速把总统赶下台的最初目标，因为军队不愿意对示威者开枪。但是实际的情形要模糊得多。正如美国情报预测机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的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猜测的，军方或许暗地里鼓励反对穆巴拉克的动乱以作为对穆巴拉克决心安排他的银行家儿子作为继承人的反应。这样的世袭可能威胁军队的上升。穆巴拉克下台后发生的事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军方没有建立包括抗议活动领导人在内的过渡政府而是正式抓住了权力。当然，考虑到示威者中缺乏名义上的领袖，军队确实没有多少选择。虽然如此，军队现在明显是在使用1952年革命后采用的方式在统治埃及。军队在确立新宪法和确定选举日期的过程中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军方已经拒绝了推翻埃及臭名昭著的允许其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关押政治反对派的紧急状态法。简而言之，虽然示威抗议或许显示新领导力量的轮廓，虽然抗议者已经警惕更进一步的麻烦，如果由军方维持现状，埃及的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抗议者走上街头前的那些人手中。

　　要发生革命，军队就必须向新的文人政府移交大部分的权力。但这可能吗？军队寡头集团在没有外力强迫的情况下会甘心情愿交出权力吗？在1980年代动乱之后阿尔及利亚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但类似的情况却发生在土耳其，那里，自1923年以来一直掌握政权的军方似乎默许了真正文人政府的产生。土耳其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领导人希望加入欧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土耳其不得不实现政府的民主化。所以，外来压力是非常关键的。

　　在埃及，美国处于发挥外来压力的最有利位置，因为它每年给予埃及军队13亿美元的援助。它可以使用撤出这批援助作为威胁，要求埃及军方让渡权力，也可重新确认对埃及军队领导人的毫不含糊的支持，支持他们除了象征性地变革其他一切照旧的决心。美国的作用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肯定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作用都更加重要。

　　奥巴马政府应该怎么做？按照最近《新共和》的社论，答案是明显的。通过推动埃及的民主化，美国在推动自己的国家利益。虽然我同意这个论证的结论，但我不认为选择就这么简单。

　　美国援助及其它与埃及军方的亲密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埃及在冷战中支持美国，以及埃及愿意与以色列维持和平和对美国的中东石油和地缘政治的支持的基础上的。冷战已经结束，但以巴冲突仍然严峻，伊朗仍然在威胁中东的权力平衡，该地区的亲美独裁者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新的埃及激发的示威者的包围中。这将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两难的局面。

　　如果美国使用其影响力要求军方让渡权力，这将可能导致埃及政府坚决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反对以色列和被占领土的现状，反对使用军事力量打击顽强对抗的伊朗，支持示威者反对海湾的亲美君主。当然，那将是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政府的做法，但它同样可能发生在世俗民主领袖身上。包括著名的巴拉迪（Mohammed ElBaradei）在内的世俗政客已经拒绝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和平示威过程冷漠无情，不大可能采取像美国一样的对待海湾国家和伊朗的政策。如果奥巴马政府想确保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它最好支持军方中那些不愿意让渡外交政策控制权给民选政府的人士。

　　换句话说，选择不是简单地涉及美国应该在埃及做什么而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做什么。我自己的建议是考虑到推动埃及革命和确保外交政策连续性的选择，奥巴马政府应该改变其对中东支持埃及民主诉求的政策。不是任何一个议题，不是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巴勒斯坦人和海湾国家和北非那些受到包围的独裁者。这包括施加压力促成而不是打击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和睦友好（这是维持巴勒斯坦国家有意义的和平协商的前提），像老布什在1991年做的那样使用撤出美国援助的威胁迫使内塔尼亚胡政府走上谈判桌，让美国政策与海湾的阿拉伯统治者的立场保持区隔。

　　这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尤其是在去年11月选举后遭到削弱，并且面对即将到来的2012年大选中在国内问题上遭遇众多挑战的时刻。石油国家和美国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支持者的后续动荡可能让奥巴马和民主党付出在2012年失去大选的代价。这个战略也可能产生反作用，引起中东以及南亚的新一拨不稳定。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后果，我猜想奥巴马政府可能不会调整其外交政策，它将策略地支持埃及军方配合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让以巴冲突继续恶化，它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对海湾国家和北非的抗议活动则继续做出模棱两可的反应。埃及可能仍然发生真正的革命，但要让缺乏团结一致的领导力量的示威者在没有美国施加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削减军方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就更加困难了。

　　作者简介：

　　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新共和》高级编辑，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